李小鳥
2010-07-04 13:04:31
返信前 言
1989 年春夏之交，在中国发生了一场旨在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动乱，继而在北京演变成为一场暴乱。这是一场关系到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大事件。 在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党中央和中国政府采取了坚决果断的措施，平息了这场动乱和暴乱。15年来的实践已经证明，今后的历史必将更加证明，采取这些果断措 施是正确的和必要的。
发生这场动乱有其深刻的国际背景和国内原因，是国际大气候和中国自己小气候所决定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是一定要发生的，而且早来比晚来要好。
所谓国际大气候，是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妄图在世界上消灭社会主义制度。
第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社会主义出现过它的辉煌，苏联、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的斗争席卷全球，新老殖民 主义者日子很不好过。但是，好景不长，进入7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苏联，由于内外政策的失误，致使社会主义制度固有的优越性没有发挥出来。而 在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加上采取了一系列缓和阶级矛盾的措施，全使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国力有明显的提高。在资本主义和社 会主义力量对比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社会主义制度面临严峻的挑战，给西方实行“和平演变”以可乘之机。
所谓中国的小气候，是指在中国出现了“信仰危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泛滥。
新中国建立初期，在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取得巨大的成就。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一条“左”的错误路线，致使生产力的发展受到极大阻碍，人民生活陷入极度困难，致使不少人对社会主义制度丧失了信心。
中 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把经济建设作为全党全国人民工作的中心，无论是发展还是改革开放，都已经取得明显的成 绩。但是面对自由化思潮泛滥，中国共产党的两任总书记都采取支持和纵容的态度，没有做到“两手都要硬”，而是改革开放一手比较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手比 较软。在经济建设中，也出现了一些失误，如物价上涨过快、官员中出现腐败现象等，引起广大群众的不满。这些都为这次动乱的产生制造了温床。
动乱是 从北京发生学潮引发的，继而发展到全国。动乱者的政治目的是显而易见的，表面上是要求“为胡耀邦同志平反”，实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为什么能从学潮发展到 动乱，进而发展到暴乱呢？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党的总书记赵紫阳对动乱采取了纵容和支持的态度，破坏了党的团结，造成思想混乱，使党丧失了战斗力，并使一些不 明真相的人卷了进来，致使发展到几乎不可收拾的地步。
在这国家处于危难的关键时刻，党和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平息了这场动乱和暴乱。邓小平同志以其 非凡的洞察力和伟大政治家的气魄指出动乱的实质，支持中央采取果断决策。他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陈云、李先念，杨尚昆、彭真等同志，在平息这场动乱中起到关 键性的作用，为国家的存亡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和公安民警为平乱和平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不愧是人民的子弟兵。
一些朋 友多次提出这样的疑问：中国政府可否用和平的方式，通过与学生对话来达成谅解，以避免使用武力？的确，中国政府在学潮乃至动乱发生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是采 取了克制的态度和冷静的处理方式，表示接受学生提出的合理要求，试图通过对话来平息动乱。但动乱的幕后指挥着不允许学生这样做。他们希望把事态弄得越大越 好，局势越乱越好，甚至不惜以发生流血牺牲来扩大冲突。西方的敌对势力，竭尽造谣煽动之能事，对事态的扩大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有人问，在平乱中是否可以 避免流血事件发生。党和政府确实是努力朝着这个方向去做的。即使在天安门广场完全被戒严部队控制的情况下，还同意让滞留在广场的2000多人和平撤退，尽 管其中有许多搞动乱的头目，政府也都给他们放了一条生路。事实上，流血事件是发生在戒严部队向天安门广场开进的过程中，遭到暴徒的袭击，戒严部队官兵和武 警战士的生命安全遭受到严重损害情况下，才被迫自卫还击的。带头向戒严部队袭击、放火、烧车、开枪杀人的，大都是一些社会渣子、地痞流氓、刑满释放分子， 以及从外地进京不明身份的人，真正的学生只占极少数。
由于在这场动乱中卷进去的人很多，有党员、干部、学生和市民，大都是不明真相，上当受骗的。动乱平息以后，党和政府采取了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以教育为主的政策，团结了大多数人，使他们能够回到党和人民的立场上来，并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做好自己的工作。
这 场动乱给我们什么样的教训呢？首先，要牢记“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句名言，最危险的敌人往往来自内部，最大的危险往往来自最高层领导者在关键时刻的错 误态度和错误决策。其次，对一切不安定因素，必须消灭在萌芽状态，不能任其扩大，以至于难以收拾的地步。再其次，要善于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我们 党是执政党，我们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要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关心他们的疾苦，及时纠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使人民群众相信党和人民政府，始终站在 党和人民政府一边。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的关系，任何改革的措施都必须考虑到社会和人民群众的承受 能力。
在平息动乱和暴乱以后，中国共产党举行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十三届四中全会。全会批准了《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 误的报告》，撤销了赵紫阳的总书记和其他职务，选举组建了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书记处，其中最重要的一件大事就是，全会一致选举江泽民同志为党的总书 记。从此，一个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诞生了。中国的历史进入了新的篇章。
我在1989年春夏之交，正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任总 理。我直接参与了处理这次动乱和暴乱的全过程，并且坚决站在以邓小平同志为首正确路线一边。我有责任把我所知道的有关这次动乱的事实写出来，作为最重要的 历史见证，留给我们的党和人民，特别是留给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级领导干部，以供参考。
我这本书暂定名为《关键时刻》，副名为《李鹏日 记》。这本书是以我1989年4月15日至6月24日71天的日记（文中每节黑体字部分）为主线，并参考我的亲笔工作记录以及当时有关文献、新闻报道而写 成的。其中许多情节是鲜为人知，第一次公诸于世的。还有若干动乱期间的照片，一并载于本书，面向广大读者，以帮助读者加深对这段历史的了解。
1989 年春夏之交，在中国发生了一场旨在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动乱，继而在北京演变成为一场暴乱。这是一场关系到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大事件。 在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党中央和中国政府采取了坚决果断的措施，平息了这场动乱和暴乱。15年来的实践已经证明，今后的历史必将更加证明，采取这些果断措 施是正确的和必要的。
发生这场动乱有其深刻的国际背景和国内原因，是国际大气候和中国自己小气候所决定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是一定要发生的，而且早来比晚来要好。
所谓国际大气候，是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妄图在世界上消灭社会主义制度。
第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社会主义出现过它的辉煌，苏联、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的斗争席卷全球，新老殖民 主义者日子很不好过。但是，好景不长，进入7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苏联，由于内外政策的失误，致使社会主义制度固有的优越性没有发挥出来。而 在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加上采取了一系列缓和阶级矛盾的措施，全使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国力有明显的提高。在资本主义和社 会主义力量对比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社会主义制度面临严峻的挑战，给西方实行“和平演变”以可乘之机。
所谓中国的小气候，是指在中国出现了“信仰危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泛滥。
新中国建立初期，在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取得巨大的成就。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一条“左”的错误路线，致使生产力的发展受到极大阻碍，人民生活陷入极度困难，致使不少人对社会主义制度丧失了信心。
中 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把经济建设作为全党全国人民工作的中心，无论是发展还是改革开放，都已经取得明显的成 绩。但是面对自由化思潮泛滥，中国共产党的两任总书记都采取支持和纵容的态度，没有做到“两手都要硬”，而是改革开放一手比较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手比 较软。在经济建设中，也出现了一些失误，如物价上涨过快、官员中出现腐败现象等，引起广大群众的不满。这些都为这次动乱的产生制造了温床。
动乱是 从北京发生学潮引发的，继而发展到全国。动乱者的政治目的是显而易见的，表面上是要求“为胡耀邦同志平反”，实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为什么能从学潮发展到 动乱，进而发展到暴乱呢？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党的总书记赵紫阳对动乱采取了纵容和支持的态度，破坏了党的团结，造成思想混乱，使党丧失了战斗力，并使一些不 明真相的人卷了进来，致使发展到几乎不可收拾的地步。
在这国家处于危难的关键时刻，党和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平息了这场动乱和暴乱。邓小平同志以其 非凡的洞察力和伟大政治家的气魄指出动乱的实质，支持中央采取果断决策。他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陈云、李先念，杨尚昆、彭真等同志，在平息这场动乱中起到关 键性的作用，为国家的存亡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和公安民警为平乱和平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不愧是人民的子弟兵。
一些朋 友多次提出这样的疑问：中国政府可否用和平的方式，通过与学生对话来达成谅解，以避免使用武力？的确，中国政府在学潮乃至动乱发生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是采 取了克制的态度和冷静的处理方式，表示接受学生提出的合理要求，试图通过对话来平息动乱。但动乱的幕后指挥着不允许学生这样做。他们希望把事态弄得越大越 好，局势越乱越好，甚至不惜以发生流血牺牲来扩大冲突。西方的敌对势力，竭尽造谣煽动之能事，对事态的扩大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有人问，在平乱中是否可以 避免流血事件发生。党和政府确实是努力朝着这个方向去做的。即使在天安门广场完全被戒严部队控制的情况下，还同意让滞留在广场的2000多人和平撤退，尽 管其中有许多搞动乱的头目，政府也都给他们放了一条生路。事实上，流血事件是发生在戒严部队向天安门广场开进的过程中，遭到暴徒的袭击，戒严部队官兵和武 警战士的生命安全遭受到严重损害情况下，才被迫自卫还击的。带头向戒严部队袭击、放火、烧车、开枪杀人的，大都是一些社会渣子、地痞流氓、刑满释放分子， 以及从外地进京不明身份的人，真正的学生只占极少数。
由于在这场动乱中卷进去的人很多，有党员、干部、学生和市民，大都是不明真相，上当受骗的。动乱平息以后，党和政府采取了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以教育为主的政策，团结了大多数人，使他们能够回到党和人民的立场上来，并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做好自己的工作。
这 场动乱给我们什么样的教训呢？首先，要牢记“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句名言，最危险的敌人往往来自内部，最大的危险往往来自最高层领导者在关键时刻的错 误态度和错误决策。其次，对一切不安定因素，必须消灭在萌芽状态，不能任其扩大，以至于难以收拾的地步。再其次，要善于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我们 党是执政党，我们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要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关心他们的疾苦，及时纠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使人民群众相信党和人民政府，始终站在 党和人民政府一边。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的关系，任何改革的措施都必须考虑到社会和人民群众的承受 能力。
在平息动乱和暴乱以后，中国共产党举行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十三届四中全会。全会批准了《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 误的报告》，撤销了赵紫阳的总书记和其他职务，选举组建了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书记处，其中最重要的一件大事就是，全会一致选举江泽民同志为党的总书 记。从此，一个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诞生了。中国的历史进入了新的篇章。
我在1989年春夏之交，正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任总 理。我直接参与了处理这次动乱和暴乱的全过程，并且坚决站在以邓小平同志为首正确路线一边。我有责任把我所知道的有关这次动乱的事实写出来，作为最重要的 历史见证，留给我们的党和人民，特别是留给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级领导干部，以供参考。
我这本书暂定名为《关键时刻》，副名为《李鹏日 记》。这本书是以我1989年4月15日至6月24日71天的日记（文中每节黑体字部分）为主线，并参考我的亲笔工作记录以及当时有关文献、新闻报道而写 成的。其中许多情节是鲜为人知，第一次公诸于世的。还有若干动乱期间的照片，一并载于本书，面向广大读者，以帮助读者加深对这段历史的了解。
2003年12月6日初稿
目 录
前言……………………………………………………（ 1）
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次会议………………………………（100）
要求学生停止绝食………………………………………（108）
首都党政军干部动员大会………………………………（116）
北京部分地区戒严………………………………………（125）
向中顾委谈动乱…………………………………………（163）
酝酿新常委的组成………………………………………（184）
第 四 章
从 动 乱 到 暴 乱
（1989年6月1日至6月14日）
国务院座谈会……………………………………………（190）
戒严部队被迫自卫………………………………………（203）
震惊中外的“天安门事件”……………………………（206）
上海未动用军队…………………………………………（211）
告全国人民书……………………………………………（213）
西方对我施压……………………………………………（219）
这场风波迟早是要来的…………………………………（224）
第 五 章
一代新的领导集体的诞生
（1989年6月15日至6月24日)
建立第三代领导核心……………………………………（246）
政治局扩大会议…………………………………………（250）
支持动乱，分裂党………………………………………（255）
四中全会召开……………………………………………（267）
一个新时代的开始………………………………………（269）
后 记………………………………………………… （276）
第一章
------------------------------------------------------
从学潮到动乱
（1989年4月15日至5月2日）
【内容提要】
第 一章记述了从1989年4月15日至5月2日，在北京乃至全国所发生的事件。4月15日，中国共产党前总书记胡耀邦因病去世，在北京高校引发了学潮，学潮 很快发展到破坏社会正常秩序的混乱局面，并波及到全国许多大中城市。4月25日，邓小平同志深刻地指出：这是一场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动 乱。4 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
由于邓小平同志讲话在领导干部中进行了传达和人民日报社论的发表，在社会 上产生了巨大威慑力量，也由于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对学生采取了极为克制的态度和耐心的说服教育工作，同学们开展了多次对话，使得学潮和动乱开始缓和并可能逐 渐平息下去。尽管在5月4日中国青年节，北京部分高校学生再次举行了游行，但是游行组织者迫于当时的形势，已感到坚持罢课、上街游行对他们不利，所以，就 在天安门广场公开宣布：“从5月5日起北京市高校全部复课。”这个宣告就是这次学潮即将告一段落的重要标志。
胡耀邦逝世
4月15日
上午，参观了举世闻名的日本濑户大桥，然后出席冈山县的仓山市政府为我们举行的宴会。席间，李肇星向我报告，胡耀邦在今天清晨病逝。我让外交部向北京何时，胡去世消息得到证实。
我和钱其琛、郑拓彬等商量，访日已近尾声，不必中断。在答复记者提问时，我说“感到十分悲痛”。
我虽然不赞成胡支持自由化的做法，但我们之间的工作关系甚为密切。胡是一个品德高尚、守纪律的人，他对干部年轻化做了不少工作。
我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任总理，应日本国首相竹下登的邀请，从1989年4月12日开始对日本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同行的除我的夫人朱琳同志外，还有钱其琛外长、郑拓彬外贸部长等重要官员。
今天，我们结束了在东京访问的日程后，由日中经济协会最高顾问冈崎加平先生陪同，参观了举世闻名的日本濑户大桥。冈崎先生是大桥西岸高松县人，4月16日是他92岁生日。他不顾高龄，热情陪同我们到外地访问，诚挚之心实在令人深为感动。
参观大桥后，我们出席冈山县知事为我们一行举行的午宴。席间，外交部新闻司司长李肇星向我报告，说日本新闻社接到北京来的消息，胡耀邦同志已在今天清晨病逝。这个消息来得太突然，实在令人意外，难以相信。
胡 耀邦是4月8日因心脏病突然发作住进北京医院的。那天上午9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教育问题 的决定》稿。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兼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作决定稿的说明。大约10时左右，李铁映的说明尚未结束，耀邦突然脸色苍白，呼吸不匀，双手 发抖。耀邦很吃力地站起来，对赵紫阳说，我很不舒服，请允许我退席。赵紫阳当即点头，说“你回去吧”。耀邦离开座位，慢步向门厅走去，突然一下倒在地上。 大家都知道耀邦有心脏病，这很可能是心绞痛的表现。当时，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同志从随身带的保健盒中拿出两粒硝酸甘油，由在场的工 作人员给他服了。这时，中央保健处的牛福康处长和医生们已赶到，初步判断是心肌梗塞症状，病情十分危急。随后，北京最著名的几位心脏病科专家：协和医院的 方圻，阜外医院的陶寿琪、陈新正和北京医院的钱贻简均先后赶到。政治局的同志为了不妨碍医生们的抢救工作，也退出怀仁堂，改到勤政殿去开会。待胡耀邦的病 情稍为平静一点后，于下午2时用救护车把他送到北京医院。
4月9日上午，我到北京医院去探望耀邦同志。主治医生钱贻简告诉我，耀邦的病情已趋于稳 定，但他的心肌坏死面积过大，一种判断心肌梗塞程度的指标－－血液中的肌激酶CPK，正常值在50以下，而耀邦的CPK已高达3000之多，仍处在危险 期。在医生的允许下，我进入病房探望了耀邦同志，看上去他的精神还不错。我们交谈了十多分钟。他很诚恳地对我说：“你当总理后办事稳当，各方面反映不 错。”我劝他要安心治病，一定要与医生配合好，不会有危险的。他的夫人李昭同志还特地嘱托我劝劝耀邦同志，要按医生的要求，在病床上小便和大便，不要下 床。耀邦对此很不习惯，执意要下床大小便。这在心肌梗塞危险期，特别是前七天是绝对不允许的。这话我也向耀邦说了，当时他口头上也答应了。
事后我得知，事情就出在七天之后。第八天早晨，耀邦开始执意要下床大便，医生不同意，仍在床上大便，但因用力过猛，造成心脏破裂，抢救无效而死亡。去世时间是8时25分，家属、医护、警卫人员都在场。
耀 邦同志去世消息是一位随我访问日本共同社记者传来的，我还不大相信。我立即让外交部新闻司长李肇星打电话到北京核实。十多分钟后，李肇星来报告，耀邦去世 消息得到证实。当他在宴会上公布了这一惊人的消息后，一时间，在宴会厅内中日双方人士都沉浸在悲痛之中。耀邦当总书记时访问过日本，平时为中日友好事业做 过许多事，有许多日本朋友，知名度比较高。我当即和钱其琛、郑拓彬以及朱琳等同志商量，是否要中止对日访问，立即回国？大家都认为，明天是我访日的最后一 天，还是有始有终为好，不必因耀邦去世而中断访问。宴会结束后，一出大厅，我被一大群中外记者包围，记者问我对胡耀邦去世有何感受，有何评论。我极力压制 着内心的忧伤，说了一句话：“感到非常悲痛。”
4月16日
下午4时，从福冈登机，对记者发表了谈话，谈访日观感。
6时29分回到北京，姚依林和吴学谦同志来接。因耀邦同志的去世，北京有的大学不安宁，主要是北大。
下午4时，我结束了对日正式友好访问，日本自民党总务会长伊东正义来福岗机场送行。
下 午6时20分，我们乘专机回到北京，姚依林副总理和吴学谦副总理到机场来迎接。依林同志告诉我，因为耀邦同志去世，北京有几所大学不太平静，一些学生张贴 了小字报和大字报，在内容上有为胡耀邦鸣冤叫屈的，也有攻击党中央，甚至矛头直接指向邓小平同志的。在各大学中，北京大学这种现象要多一些。
中共中央已发表了胡耀邦同志逝世的讣告，对耀邦的评价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者，长期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一生为党为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我 和耀邦同志工作关系甚好。在他担任总书记期间，我曾多次陪同他到全国各地视察。1986年夏天我陪同他访问过欧洲。他是一位品德高尚，对党忠诚的好同志。 他思想敏锐，办事雷厉风行，对同志热情，有许多优良品质。但在我们的交往中，我也发现，他有些想法脱离实际，感情容易冲动。他早年从事军队政治工作，建国 以后长期主持青年团工作，因此不太熟悉经济工作，但又经常对经济工作作出批示，这也许是他致命的一个弱点。他从组织上和思想上对“文化大革命”拨乱发正， 平反冤假错案，在干部队伍年轻化方面做了积极的开拓性工作，对党和人民有重大贡献。1986年六中全会讨论精神文明文件时，耀邦对是否写上“反对资产阶级 自由化”的态度不明朗，受到邓小平同志批评。由于他对处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不够坚定，导致 1987年初学潮的发生而犯了错误。同年1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接受他辞去总书记职务的请求，由赵紫阳同志代理总书记。
------------------------------------------------------
从学潮到动乱
（1989年4月15日至5月2日）
【内容提要】
第 一章记述了从1989年4月15日至5月2日，在北京乃至全国所发生的事件。4月15日，中国共产党前总书记胡耀邦因病去世，在北京高校引发了学潮，学潮 很快发展到破坏社会正常秩序的混乱局面，并波及到全国许多大中城市。4月25日，邓小平同志深刻地指出：这是一场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动 乱。4 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
由于邓小平同志讲话在领导干部中进行了传达和人民日报社论的发表，在社会 上产生了巨大威慑力量，也由于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对学生采取了极为克制的态度和耐心的说服教育工作，同学们开展了多次对话，使得学潮和动乱开始缓和并可能逐 渐平息下去。尽管在5月4日中国青年节，北京部分高校学生再次举行了游行，但是游行组织者迫于当时的形势，已感到坚持罢课、上街游行对他们不利，所以，就 在天安门广场公开宣布：“从5月5日起北京市高校全部复课。”这个宣告就是这次学潮即将告一段落的重要标志。
胡耀邦逝世
4月15日
上午，参观了举世闻名的日本濑户大桥，然后出席冈山县的仓山市政府为我们举行的宴会。席间，李肇星向我报告，胡耀邦在今天清晨病逝。我让外交部向北京何时，胡去世消息得到证实。
我和钱其琛、郑拓彬等商量，访日已近尾声，不必中断。在答复记者提问时，我说“感到十分悲痛”。
我虽然不赞成胡支持自由化的做法，但我们之间的工作关系甚为密切。胡是一个品德高尚、守纪律的人，他对干部年轻化做了不少工作。
我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任总理，应日本国首相竹下登的邀请，从1989年4月12日开始对日本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同行的除我的夫人朱琳同志外，还有钱其琛外长、郑拓彬外贸部长等重要官员。
今天，我们结束了在东京访问的日程后，由日中经济协会最高顾问冈崎加平先生陪同，参观了举世闻名的日本濑户大桥。冈崎先生是大桥西岸高松县人，4月16日是他92岁生日。他不顾高龄，热情陪同我们到外地访问，诚挚之心实在令人深为感动。
参观大桥后，我们出席冈山县知事为我们一行举行的午宴。席间，外交部新闻司司长李肇星向我报告，说日本新闻社接到北京来的消息，胡耀邦同志已在今天清晨病逝。这个消息来得太突然，实在令人意外，难以相信。
胡 耀邦是4月8日因心脏病突然发作住进北京医院的。那天上午9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教育问题 的决定》稿。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兼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作决定稿的说明。大约10时左右，李铁映的说明尚未结束，耀邦突然脸色苍白，呼吸不匀，双手 发抖。耀邦很吃力地站起来，对赵紫阳说，我很不舒服，请允许我退席。赵紫阳当即点头，说“你回去吧”。耀邦离开座位，慢步向门厅走去，突然一下倒在地上。 大家都知道耀邦有心脏病，这很可能是心绞痛的表现。当时，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同志从随身带的保健盒中拿出两粒硝酸甘油，由在场的工 作人员给他服了。这时，中央保健处的牛福康处长和医生们已赶到，初步判断是心肌梗塞症状，病情十分危急。随后，北京最著名的几位心脏病科专家：协和医院的 方圻，阜外医院的陶寿琪、陈新正和北京医院的钱贻简均先后赶到。政治局的同志为了不妨碍医生们的抢救工作，也退出怀仁堂，改到勤政殿去开会。待胡耀邦的病 情稍为平静一点后，于下午2时用救护车把他送到北京医院。
4月9日上午，我到北京医院去探望耀邦同志。主治医生钱贻简告诉我，耀邦的病情已趋于稳 定，但他的心肌坏死面积过大，一种判断心肌梗塞程度的指标－－血液中的肌激酶CPK，正常值在50以下，而耀邦的CPK已高达3000之多，仍处在危险 期。在医生的允许下，我进入病房探望了耀邦同志，看上去他的精神还不错。我们交谈了十多分钟。他很诚恳地对我说：“你当总理后办事稳当，各方面反映不 错。”我劝他要安心治病，一定要与医生配合好，不会有危险的。他的夫人李昭同志还特地嘱托我劝劝耀邦同志，要按医生的要求，在病床上小便和大便，不要下 床。耀邦对此很不习惯，执意要下床大小便。这在心肌梗塞危险期，特别是前七天是绝对不允许的。这话我也向耀邦说了，当时他口头上也答应了。
事后我得知，事情就出在七天之后。第八天早晨，耀邦开始执意要下床大便，医生不同意，仍在床上大便，但因用力过猛，造成心脏破裂，抢救无效而死亡。去世时间是8时25分，家属、医护、警卫人员都在场。
耀 邦同志去世消息是一位随我访问日本共同社记者传来的，我还不大相信。我立即让外交部新闻司长李肇星打电话到北京核实。十多分钟后，李肇星来报告，耀邦去世 消息得到证实。当他在宴会上公布了这一惊人的消息后，一时间，在宴会厅内中日双方人士都沉浸在悲痛之中。耀邦当总书记时访问过日本，平时为中日友好事业做 过许多事，有许多日本朋友，知名度比较高。我当即和钱其琛、郑拓彬以及朱琳等同志商量，是否要中止对日访问，立即回国？大家都认为，明天是我访日的最后一 天，还是有始有终为好，不必因耀邦去世而中断访问。宴会结束后，一出大厅，我被一大群中外记者包围，记者问我对胡耀邦去世有何感受，有何评论。我极力压制 着内心的忧伤，说了一句话：“感到非常悲痛。”
4月16日
下午4时，从福冈登机，对记者发表了谈话，谈访日观感。
6时29分回到北京，姚依林和吴学谦同志来接。因耀邦同志的去世，北京有的大学不安宁，主要是北大。
下午4时，我结束了对日正式友好访问，日本自民党总务会长伊东正义来福岗机场送行。
下 午6时20分，我们乘专机回到北京，姚依林副总理和吴学谦副总理到机场来迎接。依林同志告诉我，因为耀邦同志去世，北京有几所大学不太平静，一些学生张贴 了小字报和大字报，在内容上有为胡耀邦鸣冤叫屈的，也有攻击党中央，甚至矛头直接指向邓小平同志的。在各大学中，北京大学这种现象要多一些。
中共中央已发表了胡耀邦同志逝世的讣告，对耀邦的评价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者，长期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一生为党为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我 和耀邦同志工作关系甚好。在他担任总书记期间，我曾多次陪同他到全国各地视察。1986年夏天我陪同他访问过欧洲。他是一位品德高尚，对党忠诚的好同志。 他思想敏锐，办事雷厉风行，对同志热情，有许多优良品质。但在我们的交往中，我也发现，他有些想法脱离实际，感情容易冲动。他早年从事军队政治工作，建国 以后长期主持青年团工作，因此不太熟悉经济工作，但又经常对经济工作作出批示，这也许是他致命的一个弱点。他从组织上和思想上对“文化大革命”拨乱发正， 平反冤假错案，在干部队伍年轻化方面做了积极的开拓性工作，对党和人民有重大贡献。1986年六中全会讨论精神文明文件时，耀邦对是否写上“反对资产阶级 自由化”的态度不明朗，受到邓小平同志批评。由于他对处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不够坚定，导致 1987年初学潮的发生而犯了错误。同年1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接受他辞去总书记职务的请求，由赵紫阳同志代理总书记。
4月17日
我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民主人士座谈会，听取对中央关于教育发展和改革决定的意见。有五位同志发言，有些话说的比较尖锐。有的对在大学开设思想教育课不以为然，有的谈了经济和教育的位置问题，也说要认真总结40年教育经验与教训，本质上是教育救国论。
下午5时半，秘书送来一些简报。看来北大闹得比较凶，政法学院也有200余人到天安门送花圈。
经 过五天的对日访问，日程很紧张，我虽然已经相当疲劳，但仍决定去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民主党派人士座谈会，征求他们对《中共中央关于教育发展和改革若干问题 的决定》草案稿的意见。赵紫阳同志主持了会议。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周谷城、丁石孙、雷洁琼、孙起孟和陈明绍在会上相继发了言。发言都是围绕小平同志在最近一 次就教育问题的谈话，讨论对教育工作看法和意见。小平同志在今年3月23日会见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时说：“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 了，教育发展不够。”对小平同志讲的“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发言的人理解各有不同：有的人强调要提高对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党和政府要加强对教育 的领导；有的人激烈呼吁要解决教师待遇偏低，增加对教育的投入；有的人谈了教育和经济的关系，主张教育优先，认为只有教育上去了，经济才能上去；还有的人 提出对大学政治课内容要进行改革，不必专门开设中共党史课，只要在中国近代史中设一章中共史即可。我认为，他们的发言不乏好的意见，但是，都没有抓住小平 同志讲话的要害。而要害是，教育最大的失误是政治思想教育薄弱。
今天的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一幅大学生为悼念耀邦同志送花圈 的照片，花圈安放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我心里顿生疑问：这是为什么？是不是人民日报要鼓励学生们都到天安门广场去送花圈。这使我想起1976年 “‘四· 五’天安门事件”，广大军民为悼念周恩来总理逝世自发送花圈。那是为了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针对“四人帮”倒行逆施而来的。现在党中央和政府执行的 是邓小平同志制定的改革开放路线，是正确的，卓有成效的，有目共睹的，与“四人帮”所作所为是截然不同的。我们的党报为什么要这样引导，这样做就等于煽动 更多的学生去天安门广场，其后果会造成社会秩序混乱。这件事引起了我的深思和警惕。
下午，秘书送来一批教育部、公安部和北京市的简报，都是反映北京高校师生对耀邦逝世的态度。
北大有的学生反应相当强烈，政法学院有200余人抬着花圈游行到天安门广场，说是看了人民日报才来的。10余名外国驻华记者前来拍照、录像和采访。“美国之音”对学生游行迅速作了报道。在北京已大有再度发生学潮之萌芽。
冲击新华门
4月18日
上午9时，去紫阳同志处，谈学生上街问题。我主张应有一个明确的态度。紫阳同志认为，目前只能正面引导和劝说，只要不搞打砸抢，就不激化矛盾。
中午，还找了杨尚昆同志。他认为在开追悼会前只好如此（不能不允许悼念活动）。
晚上，我和大琳到耀邦同志家小灵堂悼念。李昭希望耀邦的骨灰撒在共青城。希望将灵堂开放两天，让群众瞻仰遗容。可不开追悼会，理由是怕老同志出意外。我表示，开追悼会已昭告天下，如果不开恐怕造成更坏的影响。
学生开会的口号矛头针对邓，也涉及赵、李，中心是对八六年反自由化重新作出结论。
数千人深夜冲击新华门，这是建国以来从未发生过的。
上 午9时，几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去赵紫阳同志办公室，讨论对学生上街游行，悼念耀邦同志的问题。我主张中央应该对这类活动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应该通过加强思想 工作，引导和制止学生这种自发的悼念活动，以避免出现社会的动荡。我特别强调，现在中国正处于治理整顿时期，经济上有困难，群众也有不满情绪，学生问题如 果处理不当，还可能引发其他社会矛盾。赵紫阳通知说，中央已决定耀邦治丧办公室由乔石、温家宝主持。我提出，由于治丧活动与高校学生有关，建议国家教委主 任李铁映也参加治丧工作，以便统一协调有关悼念活动的事宜。赵紫阳同意李铁映同志参加治丧工作，但是对于学生自发的悼念活动加以引导和制止的问题，并没有 接受我的意见。赵紫阳说：“只要学生不搞打砸抢，我们就不要管，以免激化矛盾。”赵紫阳大有放任其自流的味道。这就表明，从悼念活动一开始，我和赵紫阳在 处理学生游行的问题上就存在分歧。
开完会后，我到姚依林副总理办公室，向他了解在我访问日本期间国务院工作情况。我们还对由于耀邦同志逝世所产生的问题和形势交换了意见。我们两人的看法一致，认为学生正在酝酿一次新的大规模学潮。
我找李铁映和国务院秘书长罗干来谈话，要求他们密切注视悼念活动中社会上特别是高校学生的动态。
我还到国家主席、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的办公室，商量如何才能处理好学生上街游行问题。杨尚昆说，对学生的行动要提高警惕，但为了缓和矛盾，在开追悼会前，允许学生搞一些合法的悼念活动。
晚上，我和朱琳到胡耀邦同志家里。在小灵堂向耀邦同志表示深切悼念。回忆往事，历历在目，悲痛之情，难以言表。我不禁热泪泣下，向耀邦同志遗像深深地鞠躬以致哀悼。耀邦
夫 人李昭对我说：希望把耀邦的骨灰撒在共青城。这是他五十年代担任青年团中央书记时期，亲自倡导、亲子培植，在鄱阳湖畔建设的一座农垦城市。他对这片土地和 这个城市有着深厚的感情。李昭又代表家属提出，希望把耀邦同志的遗体公开开放两天，供人民群众瞻仰。李昭同志甚至提出只要公开瞻仰遗容，也可以不开追悼 会。她要我把家属意见向中央转达。我思量，这不是一个好主意，让群众瞻仰耀邦遗容，势必在社会上引起更大的混乱，给那些企图利用耀邦逝世的机会制造混乱的 人以可乘之机。耀邦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顾全大局，若他在天之灵有知，我深信他也不会同意家属这一要求的。党中央4月15日发表的治丧公告中已明确宣 布，在人民大会堂为耀邦举行追悼会，并同时向遗体告别。我不得不对李昭通知说：你们的要求，我将报告中央，但是，我认为，为耀邦举行隆重的追悼会，中央已 昭告天下，这体现了党中央和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对他的哀悼和尊敬。不开追悼会，势必产生极为不好的影响，恐怕难以改变。
李昭同志与我在北京共事多年，她担任纺织局长，我担任电力局长，经常在一起开会、议事，共同经历过“文化大革命”那段困难的岁月。她是一位忠厚、善良，又讲原则的老大姐。此时此刻她悲痛的心情可以理解，但为什么她提出瞻仰遗体这样的要求，却又令人不可理解。
今 天到天安门广场进行悼念活动的学生不断增加，已达到 3000余人。学生喊的口号矛头针对邓小平同志，也针对到赵紫阳和我。中心一条是要求中央对1986年反自由化决定导致耀邦下台一事重新作出结论。有的学 生头头公开提出要为耀邦平反。悼念游行活动的政治目的已经十分清楚了。到晚上23时，有人带领近千名学生和其他社会闲散人员涌到中南海新华门前聚众闹事。
次 日清晨零时20分，又有一群游行者抬着三个花圈向新华门冲击，被执勤的警卫人员制止，未能进入中南海。这是建国以来从未发生过的。凌晨4时20分，北京市 人民政府在新华门发布了通告，说冲击党政机关是违法的，是不允许的。广播后，聚集在新华门前的人群逐渐散去。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中南海是党中央和国务院 的所在地，新华门是国家的仪门。就是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混乱到那种程度，也没有人敢冲击新华门。
4月19日
温家宝来电话，说李昭表态，治丧事宜一切按中央安排进行，就是不再坚持“只搞告别，不搞追悼会”的意见。
贾春旺说，学生一面游行，一面嘻嘻哈哈，高唱“红高粱”，看不出悲痛之情。
入 晚，形势又紧张起来。去天安门的人比昨天还多。新华门前聚集有两三万人。北京市李锡铭来电话，希望中央有一个明确态度，对闹事分子态度应硬起来。晚11时 半，我和紫阳同志通了话。我说性质已起了变化，应该马上研究。他说明天研究。至于对新华门前闹事情况，他说不了解，只要不打砸抢烧，我们就不采取行动。
各大城市（17个）都有学生骚动，已成为全国性事件，矛头直接对邓。
上午，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同志给我来电话，说李昭同志已向治丧办明确表示，耀邦同志的治丧事宜，一切听从中央安排。这就是说，她撤回了昨晚对我讲的要求公开瞻仰耀邦遗容的建议，同意开追悼会。这说明，李昭同志还是顾全大局，深明大义的人。
安 全部长贾春旺来反映北京学生的动态。他亲自到学生游行队伍中去观察，学生一面游行，一面互相打闹，开玩笑，高唱电影《红高粱》插曲“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 呀，莫回头”，看不出学生对耀邦去世有什么悲痛之情。这引起我的警惕，说明学生游行悼念胡耀邦是在做戏，与当年人民悼念周恩来总理而发自内心悲痛的心情， 不可同日而语。
到晚上，形势又紧张起来。今天的北京日报发表了北京市政府的三条通告，单曲天安门广场的人比昨天还多。到晚上，新华门前 聚集约有2万多人。学生一次又一次地冲击警戒线，在新华门前喊出“反对独裁”、“反对专制”等等口号，并散布大量反对党和政府的言论。北大学生王丹向全国 人大递交请愿书，公开提出重新评价胡耀邦的功过是非等七条要求。
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给我来电话，要求中央对学生上街游行有一个明确态度。新华门前混乱情况愈演（此处可能有几行未扫描到）事的行动口号和纲领。导报总编辑钦本立决定全文发表座谈会上的发言，并抓紧印刷，要赶在胡耀邦追悼大会前发至北京。
我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民主人士座谈会，听取对中央关于教育发展和改革决定的意见。有五位同志发言，有些话说的比较尖锐。有的对在大学开设思想教育课不以为然，有的谈了经济和教育的位置问题，也说要认真总结40年教育经验与教训，本质上是教育救国论。
下午5时半，秘书送来一些简报。看来北大闹得比较凶，政法学院也有200余人到天安门送花圈。
经 过五天的对日访问，日程很紧张，我虽然已经相当疲劳，但仍决定去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民主党派人士座谈会，征求他们对《中共中央关于教育发展和改革若干问题 的决定》草案稿的意见。赵紫阳同志主持了会议。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周谷城、丁石孙、雷洁琼、孙起孟和陈明绍在会上相继发了言。发言都是围绕小平同志在最近一 次就教育问题的谈话，讨论对教育工作看法和意见。小平同志在今年3月23日会见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时说：“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 了，教育发展不够。”对小平同志讲的“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发言的人理解各有不同：有的人强调要提高对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党和政府要加强对教育 的领导；有的人激烈呼吁要解决教师待遇偏低，增加对教育的投入；有的人谈了教育和经济的关系，主张教育优先，认为只有教育上去了，经济才能上去；还有的人 提出对大学政治课内容要进行改革，不必专门开设中共党史课，只要在中国近代史中设一章中共史即可。我认为，他们的发言不乏好的意见，但是，都没有抓住小平 同志讲话的要害。而要害是，教育最大的失误是政治思想教育薄弱。
今天的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一幅大学生为悼念耀邦同志送花圈 的照片，花圈安放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我心里顿生疑问：这是为什么？是不是人民日报要鼓励学生们都到天安门广场去送花圈。这使我想起1976年 “‘四· 五’天安门事件”，广大军民为悼念周恩来总理逝世自发送花圈。那是为了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针对“四人帮”倒行逆施而来的。现在党中央和政府执行的 是邓小平同志制定的改革开放路线，是正确的，卓有成效的，有目共睹的，与“四人帮”所作所为是截然不同的。我们的党报为什么要这样引导，这样做就等于煽动 更多的学生去天安门广场，其后果会造成社会秩序混乱。这件事引起了我的深思和警惕。
下午，秘书送来一批教育部、公安部和北京市的简报，都是反映北京高校师生对耀邦逝世的态度。
北大有的学生反应相当强烈，政法学院有200余人抬着花圈游行到天安门广场，说是看了人民日报才来的。10余名外国驻华记者前来拍照、录像和采访。“美国之音”对学生游行迅速作了报道。在北京已大有再度发生学潮之萌芽。
冲击新华门
4月18日
上午9时，去紫阳同志处，谈学生上街问题。我主张应有一个明确的态度。紫阳同志认为，目前只能正面引导和劝说，只要不搞打砸抢，就不激化矛盾。
中午，还找了杨尚昆同志。他认为在开追悼会前只好如此（不能不允许悼念活动）。
晚上，我和大琳到耀邦同志家小灵堂悼念。李昭希望耀邦的骨灰撒在共青城。希望将灵堂开放两天，让群众瞻仰遗容。可不开追悼会，理由是怕老同志出意外。我表示，开追悼会已昭告天下，如果不开恐怕造成更坏的影响。
学生开会的口号矛头针对邓，也涉及赵、李，中心是对八六年反自由化重新作出结论。
数千人深夜冲击新华门，这是建国以来从未发生过的。
上 午9时，几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去赵紫阳同志办公室，讨论对学生上街游行，悼念耀邦同志的问题。我主张中央应该对这类活动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应该通过加强思想 工作，引导和制止学生这种自发的悼念活动，以避免出现社会的动荡。我特别强调，现在中国正处于治理整顿时期，经济上有困难，群众也有不满情绪，学生问题如 果处理不当，还可能引发其他社会矛盾。赵紫阳通知说，中央已决定耀邦治丧办公室由乔石、温家宝主持。我提出，由于治丧活动与高校学生有关，建议国家教委主 任李铁映也参加治丧工作，以便统一协调有关悼念活动的事宜。赵紫阳同意李铁映同志参加治丧工作，但是对于学生自发的悼念活动加以引导和制止的问题，并没有 接受我的意见。赵紫阳说：“只要学生不搞打砸抢，我们就不要管，以免激化矛盾。”赵紫阳大有放任其自流的味道。这就表明，从悼念活动一开始，我和赵紫阳在 处理学生游行的问题上就存在分歧。
开完会后，我到姚依林副总理办公室，向他了解在我访问日本期间国务院工作情况。我们还对由于耀邦同志逝世所产生的问题和形势交换了意见。我们两人的看法一致，认为学生正在酝酿一次新的大规模学潮。
我找李铁映和国务院秘书长罗干来谈话，要求他们密切注视悼念活动中社会上特别是高校学生的动态。
我还到国家主席、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的办公室，商量如何才能处理好学生上街游行问题。杨尚昆说，对学生的行动要提高警惕，但为了缓和矛盾，在开追悼会前，允许学生搞一些合法的悼念活动。
晚上，我和朱琳到胡耀邦同志家里。在小灵堂向耀邦同志表示深切悼念。回忆往事，历历在目，悲痛之情，难以言表。我不禁热泪泣下，向耀邦同志遗像深深地鞠躬以致哀悼。耀邦
夫 人李昭对我说：希望把耀邦的骨灰撒在共青城。这是他五十年代担任青年团中央书记时期，亲自倡导、亲子培植，在鄱阳湖畔建设的一座农垦城市。他对这片土地和 这个城市有着深厚的感情。李昭又代表家属提出，希望把耀邦同志的遗体公开开放两天，供人民群众瞻仰。李昭同志甚至提出只要公开瞻仰遗容，也可以不开追悼 会。她要我把家属意见向中央转达。我思量，这不是一个好主意，让群众瞻仰耀邦遗容，势必在社会上引起更大的混乱，给那些企图利用耀邦逝世的机会制造混乱的 人以可乘之机。耀邦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顾全大局，若他在天之灵有知，我深信他也不会同意家属这一要求的。党中央4月15日发表的治丧公告中已明确宣 布，在人民大会堂为耀邦举行追悼会，并同时向遗体告别。我不得不对李昭通知说：你们的要求，我将报告中央，但是，我认为，为耀邦举行隆重的追悼会，中央已 昭告天下，这体现了党中央和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对他的哀悼和尊敬。不开追悼会，势必产生极为不好的影响，恐怕难以改变。
李昭同志与我在北京共事多年，她担任纺织局长，我担任电力局长，经常在一起开会、议事，共同经历过“文化大革命”那段困难的岁月。她是一位忠厚、善良，又讲原则的老大姐。此时此刻她悲痛的心情可以理解，但为什么她提出瞻仰遗体这样的要求，却又令人不可理解。
今 天到天安门广场进行悼念活动的学生不断增加，已达到 3000余人。学生喊的口号矛头针对邓小平同志，也针对到赵紫阳和我。中心一条是要求中央对1986年反自由化决定导致耀邦下台一事重新作出结论。有的学 生头头公开提出要为耀邦平反。悼念游行活动的政治目的已经十分清楚了。到晚上23时，有人带领近千名学生和其他社会闲散人员涌到中南海新华门前聚众闹事。
次 日清晨零时20分，又有一群游行者抬着三个花圈向新华门冲击，被执勤的警卫人员制止，未能进入中南海。这是建国以来从未发生过的。凌晨4时20分，北京市 人民政府在新华门发布了通告，说冲击党政机关是违法的，是不允许的。广播后，聚集在新华门前的人群逐渐散去。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中南海是党中央和国务院 的所在地，新华门是国家的仪门。就是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混乱到那种程度，也没有人敢冲击新华门。
4月19日
温家宝来电话，说李昭表态，治丧事宜一切按中央安排进行，就是不再坚持“只搞告别，不搞追悼会”的意见。
贾春旺说，学生一面游行，一面嘻嘻哈哈，高唱“红高粱”，看不出悲痛之情。
入 晚，形势又紧张起来。去天安门的人比昨天还多。新华门前聚集有两三万人。北京市李锡铭来电话，希望中央有一个明确态度，对闹事分子态度应硬起来。晚11时 半，我和紫阳同志通了话。我说性质已起了变化，应该马上研究。他说明天研究。至于对新华门前闹事情况，他说不了解，只要不打砸抢烧，我们就不采取行动。
各大城市（17个）都有学生骚动，已成为全国性事件，矛头直接对邓。
上午，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同志给我来电话，说李昭同志已向治丧办明确表示，耀邦同志的治丧事宜，一切听从中央安排。这就是说，她撤回了昨晚对我讲的要求公开瞻仰耀邦遗容的建议，同意开追悼会。这说明，李昭同志还是顾全大局，深明大义的人。
安 全部长贾春旺来反映北京学生的动态。他亲自到学生游行队伍中去观察，学生一面游行，一面互相打闹，开玩笑，高唱电影《红高粱》插曲“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 呀，莫回头”，看不出学生对耀邦去世有什么悲痛之情。这引起我的警惕，说明学生游行悼念胡耀邦是在做戏，与当年人民悼念周恩来总理而发自内心悲痛的心情， 不可同日而语。
到晚上，形势又紧张起来。今天的北京日报发表了北京市政府的三条通告，单曲天安门广场的人比昨天还多。到晚上，新华门前 聚集约有2万多人。学生一次又一次地冲击警戒线，在新华门前喊出“反对独裁”、“反对专制”等等口号，并散布大量反对党和政府的言论。北大学生王丹向全国 人大递交请愿书，公开提出重新评价胡耀邦的功过是非等七条要求。
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给我来电话，要求中央对学生上街游行有一个明确态度。新华门前混乱情况愈演（此处可能有几行未扫描到）事的行动口号和纲领。导报总编辑钦本立决定全文发表座谈会上的发言，并抓紧印刷，要赶在胡耀邦追悼大会前发至北京。
4月20日
上午，开常委会，讨论对耀邦同志的悼词。赵说，八七年某些失误，不影响对他一生的评价。赵提议悼词中增加”胡对干部年轻化的贡献“。我提出增加”胡耀邦坚持青年运动正确方向“。
昨天晚上学生冲新华门。许多同志认为性质正在变化。冲中南海，攻击领导人已超过悼念胡的范围。决定在追悼会期间实行局部戒严。乔石说，要把冲中南海制止在萌芽状态。赵说，中国政府采取宽容政策，得到世界好评。
我说，性质正发生变化，大多数处于中间状态。党要旗帜鲜明指出真相，把广大群众争取到党的一面来。我的意见并没有为赵重视。
上 午，赵紫阳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对耀邦同志的悼词，并讨论戈尔巴乔夫来华访问会谈的方针。赵紫阳说，耀邦八七年某些失误，不影响对他一生的评价。这个观 点我赞成。我提出在悼词中增加一段话，肯定耀邦关于坚持青年运动正确方向的观点，他主张青年知识分子应与工农相结合，与实践相结合，都是正确的。我的意见 被采纳。常委会通过了这一悼词草案。
常委会还讨论了昨天晚上学生冲击新华门的事件。与会的许多同志认为学潮的性质正发生变化。冲击中南海，攻击党 和国家领导人，甚至指名道姓地攻击邓小平同志，已超过正常悼念活动的范围。为防止学生再次冲击中南海、人民大会堂等党政要害部门，常委会决定，今晚开始对 西长安街采取交通管制措施，把闹事学生和群众栏在府右街口之外，追悼会期间实行局部交通管制。乔石同志提出，要把学生冲中南海制止在萌芽状态。常委会正式 确定由乔石、温家宝、李铁映负责追悼会前后的学潮，维护社会正式秩序。赵紫阳说：处理学生闹事方针定了，第一线同志全权负责，难免有不周之处，除了问题， 集体负责。赵在常委会上再次提出处理学生闹事的方针是：“只要不高打砸抢，就不采取行动。”我针锋相对地指出，学生悼念耀邦活动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目前 大多数学生尚处于中间状态，但有可能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党中央要旗帜鲜明地指出问题的真相，把学生、工农和广大群众争取到党的一面来。很遗憾，我的意见 没有为赵紫阳所重视和采纳。这是我和赵紫阳在处理学潮的方针上第三次意见分歧，而且是在常委的正式会议上。
常委会在讨论中苏高级会晤问题时，赵紫 阳提出把建立国际新次序作为会谈的重要内容。这次中苏最高级会晤，已明确是在小平同志和戈尔巴乔夫之间进行。虽然去年字啊一次小范围会议上，小平同志亲自 定了这次中苏高级会晤是由两位总书记，即赵紫阳和戈尔巴乔夫进行正式会谈，小平同志和我与戈的会晤都叫会见。但最近小平同志在接待方案中作了改变，明确提 出我与戈尔巴乔夫之间为正式会谈，而赵与戈尔巴乔夫之间由会谈改为会见。
下午，我找体改委副主任贺光辉来谈话。我提出在制定“八五”发展计划和十 年规划时，要同时制定改革的长远计划。这是因为在实际工作中，赵紫阳同志对改革无长远打算，政策多变。国务院做实际工作的同志老师跟不上赵紫阳的变化，感 到十分为难。干部和群众中流传着 1988年赵紫阳在主持经济工作中唱的“四季歌”：一季度“国际大循环”；二季度“闯过物价关”；三季度“物价翻一番”；四季度“治理整顿”。
邓 小平同志3月下旬在会见乌干达总统穆萨维尼时就不点名地流露对赵紫阳处理经济工作的不满。邓说：“我们现在的问题是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得太快，给国家和人 民都带来了困难。这个五难题在三年前就出现了苗头。如果把现在客服困难的措施放到三年前，问题就不会这么大，解决起来会好办得多。”
4月21日
晚7时，召开常委碰头会，讨论悼词。
晚 8时许，5 万学生集中到天安门广场，使原来交通管制计划无法进行。次日晨3时，预订的清场也无法进行，只能与学生谈判，要他们向东移动，空出天安门东侧的汽车通道。 学生答应了。为防止万一，军委调38军一个团进驻中南海。共调来两个师，都是老兵，不带武器，以免发生流血。
今晚7时，赵紫阳召开常委会，讨论中央对耀邦同志的悼词。中央的悼词对耀邦同志的一生给予很高的评价，但是根据小平同志意见，没有给予耀邦同志“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称号。
晚上8 时，5万学生以参加耀邦追悼会为名，提前涌入天安门广场，使原来定的明天追悼会时要采取的交通管制措施无法实施。晚上，我一直在中南海办公室里，观察天安门的动态。乔石同志在现场直接指挥，天安门广场的清场无法进行。
次日凌晨3时，北京市公安局负责人出面与学生代表谈判，为了保证追悼会顺利进行，要求学生队伍向东移动，空出大会堂东门外的汽车通道，以便参加追悼会的车辆通行。学生XX答应了，空出了人民大会堂东侧前月30米宽的XXXX。
为 了保证追悼会的顺利进行，军委杨尚昆副主席下令紧急从北京军区调兵力进驻北京，从驻防在保定的三十八军的两个机械化师中抽调1500名兵力，日夜兼程，赶 赴北京。一个团进驻中南海，其余兵力布置在中南海四周，保卫中央首脑机关的安全。抽调的都是老兵，赤手空拳，不带武器，以避免与学生发生流血事件。
美国洛杉矶时报报道说：“一名学生告诉记者，这次示威，不过是借吊祭胡耀邦，来表达他们的不满”，“就是想搞一场民主运动，已有较长时间的酝酿，胡耀邦逝世只是一个诱发因素”。
西安发生了严重的打砸抢时间，经军委批准，派4000名解放军支援。
上 午，胡耀邦同志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顺利进行，杨尚昆同志主持，赵紫阳同志致悼词。对耀邦的评价是：“久经考验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和政治家。”小平同志亲自参加了会议，并向李昭同志表达亲切慰问。追悼会约40分钟就结束了，人民大会堂东门外仍有几万名学生和群众聚集在一起，滞留不 走，不知他们在等候什么。
追悼会结束后，我从大会堂上车时，碰到赵紫阳同志。我对赵紫阳同志讲，你很快就要出访朝鲜了，应该再开一次政治局常委 会，讨论中央对学潮的方针。赵紫阳说，常委都译过了，不必再开会了。他又说，对学潮的方针，一条是追悼会后恢复社会正常秩序；一条是党和政府与学生开展对 话；一条是谁搞打砸抢，就依法处置。我针对当前学潮中已发生的几个月则问题要求紫阳同志有个明确表态。我说有些学生要求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呢，他说这不能 答应。我又说，对正在成立的非法学生组织呢，他说那也不能承认。我试图再次说服他召开常委会，他已不愿再听我讲什么，匆匆上车离去。
我从大会堂回到中南海办公室，密切注视耀邦同志的灵车一路行动情况。当得知灵车一路安全通过长安街，到达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遗体火化后，我才放下心来。
今天上午，西安发生了严重的打砸抢时间，不法分子冲击了省政府大院、省检察院和法院。防火点燃了汽车、车库和油库，将大街上一家服装店洗劫一空。陕西省委来电报告中央称,陕西警力不够,要求中央支援.经中央军委批准,派4000名解放军支援西安,维持社会秩序.
今天,日本共同社报道说:”作为历次学生运动的教训,有必要建立新的学生组织”，“朝着‘全国团结学生会’方向发展”.
上午，开常委会，讨论对耀邦同志的悼词。赵说，八七年某些失误，不影响对他一生的评价。赵提议悼词中增加”胡对干部年轻化的贡献“。我提出增加”胡耀邦坚持青年运动正确方向“。
昨天晚上学生冲新华门。许多同志认为性质正在变化。冲中南海，攻击领导人已超过悼念胡的范围。决定在追悼会期间实行局部戒严。乔石说，要把冲中南海制止在萌芽状态。赵说，中国政府采取宽容政策，得到世界好评。
我说，性质正发生变化，大多数处于中间状态。党要旗帜鲜明指出真相，把广大群众争取到党的一面来。我的意见并没有为赵重视。
上 午，赵紫阳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对耀邦同志的悼词，并讨论戈尔巴乔夫来华访问会谈的方针。赵紫阳说，耀邦八七年某些失误，不影响对他一生的评价。这个观 点我赞成。我提出在悼词中增加一段话，肯定耀邦关于坚持青年运动正确方向的观点，他主张青年知识分子应与工农相结合，与实践相结合，都是正确的。我的意见 被采纳。常委会通过了这一悼词草案。
常委会还讨论了昨天晚上学生冲击新华门的事件。与会的许多同志认为学潮的性质正发生变化。冲击中南海，攻击党 和国家领导人，甚至指名道姓地攻击邓小平同志，已超过正常悼念活动的范围。为防止学生再次冲击中南海、人民大会堂等党政要害部门，常委会决定，今晚开始对 西长安街采取交通管制措施，把闹事学生和群众栏在府右街口之外，追悼会期间实行局部交通管制。乔石同志提出，要把学生冲中南海制止在萌芽状态。常委会正式 确定由乔石、温家宝、李铁映负责追悼会前后的学潮，维护社会正式秩序。赵紫阳说：处理学生闹事方针定了，第一线同志全权负责，难免有不周之处，除了问题， 集体负责。赵在常委会上再次提出处理学生闹事的方针是：“只要不高打砸抢，就不采取行动。”我针锋相对地指出，学生悼念耀邦活动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目前 大多数学生尚处于中间状态，但有可能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党中央要旗帜鲜明地指出问题的真相，把学生、工农和广大群众争取到党的一面来。很遗憾，我的意见 没有为赵紫阳所重视和采纳。这是我和赵紫阳在处理学潮的方针上第三次意见分歧，而且是在常委的正式会议上。
常委会在讨论中苏高级会晤问题时，赵紫 阳提出把建立国际新次序作为会谈的重要内容。这次中苏最高级会晤，已明确是在小平同志和戈尔巴乔夫之间进行。虽然去年字啊一次小范围会议上，小平同志亲自 定了这次中苏高级会晤是由两位总书记，即赵紫阳和戈尔巴乔夫进行正式会谈，小平同志和我与戈的会晤都叫会见。但最近小平同志在接待方案中作了改变，明确提 出我与戈尔巴乔夫之间为正式会谈，而赵与戈尔巴乔夫之间由会谈改为会见。
下午，我找体改委副主任贺光辉来谈话。我提出在制定“八五”发展计划和十 年规划时，要同时制定改革的长远计划。这是因为在实际工作中，赵紫阳同志对改革无长远打算，政策多变。国务院做实际工作的同志老师跟不上赵紫阳的变化，感 到十分为难。干部和群众中流传着 1988年赵紫阳在主持经济工作中唱的“四季歌”：一季度“国际大循环”；二季度“闯过物价关”；三季度“物价翻一番”；四季度“治理整顿”。
邓 小平同志3月下旬在会见乌干达总统穆萨维尼时就不点名地流露对赵紫阳处理经济工作的不满。邓说：“我们现在的问题是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得太快，给国家和人 民都带来了困难。这个五难题在三年前就出现了苗头。如果把现在客服困难的措施放到三年前，问题就不会这么大，解决起来会好办得多。”
4月21日
晚7时，召开常委碰头会，讨论悼词。
晚 8时许，5 万学生集中到天安门广场，使原来交通管制计划无法进行。次日晨3时，预订的清场也无法进行，只能与学生谈判，要他们向东移动，空出天安门东侧的汽车通道。 学生答应了。为防止万一，军委调38军一个团进驻中南海。共调来两个师，都是老兵，不带武器，以免发生流血。
今晚7时，赵紫阳召开常委会，讨论中央对耀邦同志的悼词。中央的悼词对耀邦同志的一生给予很高的评价，但是根据小平同志意见，没有给予耀邦同志“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称号。
晚上8 时，5万学生以参加耀邦追悼会为名，提前涌入天安门广场，使原来定的明天追悼会时要采取的交通管制措施无法实施。晚上，我一直在中南海办公室里，观察天安门的动态。乔石同志在现场直接指挥，天安门广场的清场无法进行。
次日凌晨3时，北京市公安局负责人出面与学生代表谈判，为了保证追悼会顺利进行，要求学生队伍向东移动，空出大会堂东门外的汽车通道，以便参加追悼会的车辆通行。学生XX答应了，空出了人民大会堂东侧前月30米宽的XXXX。
为 了保证追悼会的顺利进行，军委杨尚昆副主席下令紧急从北京军区调兵力进驻北京，从驻防在保定的三十八军的两个机械化师中抽调1500名兵力，日夜兼程，赶 赴北京。一个团进驻中南海，其余兵力布置在中南海四周，保卫中央首脑机关的安全。抽调的都是老兵，赤手空拳，不带武器，以避免与学生发生流血事件。
美国洛杉矶时报报道说：“一名学生告诉记者，这次示威，不过是借吊祭胡耀邦，来表达他们的不满”，“就是想搞一场民主运动，已有较长时间的酝酿，胡耀邦逝世只是一个诱发因素”。
西安发生了严重的打砸抢时间，经军委批准，派4000名解放军支援。
上 午，胡耀邦同志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顺利进行，杨尚昆同志主持，赵紫阳同志致悼词。对耀邦的评价是：“久经考验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和政治家。”小平同志亲自参加了会议，并向李昭同志表达亲切慰问。追悼会约40分钟就结束了，人民大会堂东门外仍有几万名学生和群众聚集在一起，滞留不 走，不知他们在等候什么。
追悼会结束后，我从大会堂上车时，碰到赵紫阳同志。我对赵紫阳同志讲，你很快就要出访朝鲜了，应该再开一次政治局常委 会，讨论中央对学潮的方针。赵紫阳说，常委都译过了，不必再开会了。他又说，对学潮的方针，一条是追悼会后恢复社会正常秩序；一条是党和政府与学生开展对 话；一条是谁搞打砸抢，就依法处置。我针对当前学潮中已发生的几个月则问题要求紫阳同志有个明确表态。我说有些学生要求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呢，他说这不能 答应。我又说，对正在成立的非法学生组织呢，他说那也不能承认。我试图再次说服他召开常委会，他已不愿再听我讲什么，匆匆上车离去。
我从大会堂回到中南海办公室，密切注视耀邦同志的灵车一路行动情况。当得知灵车一路安全通过长安街，到达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遗体火化后，我才放下心来。
今天上午，西安发生了严重的打砸抢时间，不法分子冲击了省政府大院、省检察院和法院。防火点燃了汽车、车库和油库，将大街上一家服装店洗劫一空。陕西省委来电报告中央称,陕西警力不够,要求中央支援.经中央军委批准,派4000名解放军支援西安,维持社会秩序.
今天,日本共同社报道说:”作为历次学生运动的教训,有必要建立新的学生组织”，“朝着‘全国团结学生会’方向发展”.
赵紫阳出访朝鲜
4月23日
11时,铁映来电话,说北京各学校学生情绪激动.酝酿明天罢课.他希望紫阳主持听汇报.锡铭也给紫阳打电话,要他推迟访问.紫阳告铁映,已委托李鹏主持常委工作,你们向他汇报吧.
下 午一时半,我请乔石，启立，铁映等听汇报。锡铭，清华，北大，师大，人大和钢院的校长或书记也来了。学生不满集中到一点，即追悼会结束后，有三个学生跪在 大会堂东门外要李鹏总理出来接见，有人说，李鹏答应了，却迟迟不出来，因而激起群情激奋。治丧小组澄清事实，却没有任何人说过李鹏答应出来。
下午4时20分，去车站送紫阳。他说，不是简化礼宾吗，你来破格了。我说，破一次值得，不是说我们不团结吗，送送可现实团结。
晚8时半，去尚昆同志处，分析形势。他也认为形式在发生变化。他鼓励我去找小平。我要他同去，他同意。
晚上12 时，报来北京市政府发言人关于澄清谣言的问答，我发现一些文字和描述事实上的漏洞。我与李锡铭共同商量，问答不发了。发表澄清谣言的问答等于把矛盾引向中央，既然是利用谣言搞人身攻击，不必上圈套。
昨天晚上7时至今天凌晨，在长沙发生了打砸抢事件。不法分子在繁华闹市区捣毁了一批商店，大肆抢劫财物，维持秩序的民警被打伤，数辆汽车被掀翻或劫走，闹得乌烟瘴气。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闻所未闻的一次严重的打砸抢事件。学潮伴随着打砸抢事件，大有蔓延全国之势。
上 午11时，李铁映同志来电话告诉我，在学生中广为流传一则谣言，说追悼会期间李鹏总理拒绝接见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代表。三位学生代表拿着请愿书，跪在大会 堂东门外的阶梯上请求李鹏出来与学生见面，长达3小时之久，始终也不为李鹏理睬，因此学生情绪激动，酝酿明天罢课，以示抗议。由于我在追悼会后就离开大会 堂，对那里所发生的事并不知道。我请铁映同志把这件事经过查清楚，再商量对策。铁映说，他刚才也给赵紫阳打过电话，认为学潮正在升级，矛盾直指邓小平同 志，形势紧迫，希望赵紫阳同志组持召开常委会，听一次汇报，决定对策。但赵紫阳告他，已委托李鹏主持常委工作，他下午走，没有空，你们有事向李鹏汇报吧。 很明显，赵紫阳已经把这个“烂摊子”，推给我了，不知居心何在。我才到中央工作不久，自知能力有限，但我又是一名共产党员，在党和国家危难之时，也只好挑 起重担了。
李希明同志也来电话，他说他刚给赵紫阳打电话，说李鹏很难应付当前的混乱局面。在全国这样紧急的状态下，作为党的第一把手， 应推迟出国访问，但也遭到赵紫阳的拒绝。锡铭与我在电力系统共事多年，对我不能说不了解。我本一介书生，技术型干部，如何能应付如此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 我从内行李十分赞成惜命的建议，但他也说服不了赵紫阳。
下午1时半，锡铭把背景五所重点大学的校长，党委书记带来了，他们是清华，北 大，师大，人大和钢院的领导。我请乔石，胡启立，李铁映同志一起听汇报。他们反映学生的意见，集中到一点，就是李鹏总理为什么拒绝接见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代 表呈交请愿书？据汇报，请愿书共有七条要求，中心一条是要为耀邦平反。学生代表称，治丧办一位工作人员曾告诉学生，说李鹏总理已答应出来见学生，但等了几 个小时，李鹏也不出来，因而激起群情激奋。
经过核实，事情是这样的：乔石同志当时在人民大会堂主持治丧事宜，得知学生要递请愿书时，就指示治丧小组派工作人员出去接受学生的请愿书。在这个时候，我早已离开人民大会堂，回到中南海办公室了。治丧办的工作人员没有说过，也不可能说李鹏总理答应出来见学生。
在 会上，这件事已澄清了，我要求各校领导回去给学生做工作。几位学校领导认为他们回校可以对学生做工作，但由他们去讲缺乏说服力。因此，他们提出要在报上公 开发表一个消息澄清这一谣传。我同意由北京市政府发言人出面，发表一个谈话对这件事加以澄清。李锡铭讲，现在有点像“文革”开始的样子，市委和学校领导心 中都没有底，有人传说中央有黑手，想借学生闹事打倒谁，现在看，目标可能集中到李鹏总理身上。
汇报会结束后，我和乔石同志商量，以赵紫阳刚走时说的三条原则为内容，发一篇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并由中央向各地发一电报通知，提出处理当前学潮的三条原则，强调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做好学生工作，维持社会正常秩序，坚决制止一切打砸抢不法行为。
下午4时20 分，我到北京火车站去欢送赵紫阳出访。看来，他并不欢迎我的到来。他说，不是简化礼宾规格吗，你这一来就破格了。我说，破一次格也值得，现在社会上传闻多得很，不少人说中央内部不团结吗，今天我来送你，可以显示中央的团结。他听后也未知可否。
形 式在不断变化，紫阳一走，这副担子就落在我肩上。我对目前发生的事很警惕。 “文化大革命”中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田，学生不上课，整整乱了十年，人民吃尽了苦头，国家遭受灾难，不能让这种悲剧重演。但我对如何处理当前的混乱，也 苦于没有办法。在这时，尚昆同志建议我主动找小平同志请示，他也一同去。
晚上12时，锡铭同志报来北京市政府发言人关于澄清“总理据见 递交请愿书的学生代表”谣传的谈话稿。但是锡铭认为北京市政府发言人权威不够，要求由新华社发通稿。锡铭讲的有一定道理。因为追悼会是中央主持的，谣传学 生是向总理请愿，有北京市来做说明显然不合适。何况这篇谈话稿就事论事，也缺乏说服力，可能产生相反效果。我和锡铭商量，一致同意，此稿不发了。
晚上，我在批阅大批文件和简报的同时，不断接到公安，安全，教委负责人关于各地学生动态的电话，电报。处理完这些事，已过深夜12时。我静静地陷入沉思，不仅向自己提出两个令人费解的问题。
第 一个问题，赵紫阳说他最敬重邓小平同志，对邓的指示从来不折不扣加以执行，为什么在这次学潮中，却反其道而行之。就在3月4日，邓小平和赵紫阳谈话说： “我们搞四化，搞改革开放，关键是稳定”，“中国不能允许随便游行示威”，“如果天天游行，什么事也不要干了”，“中国不允许乱”。这是针对国际上一些社 会主义国家如波兰，匈牙利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搞政治多元化，出现社会动乱，以及在中国西藏拉萨发生民族分裂分子骚乱事件讲的。邓小平言犹在耳，但赵紫阳对 目前的学潮，事实上是抱以纵容的态度。
第二个问题，学生为什么非要向我递交请愿书，而不是向赵紫阳递交？学生请愿书的中心意思是要求重 新评价耀邦同志，为自由平反，这本来应向总书记提的有关党务方面的问题，耀邦在政府中并没有职务，为什么向政府总理提出。我判断，让学生向总理递交请愿 书，事前是有预谋的，他们把斗争的目标对准我，把我推到第一线。对 “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这一套惯用的手法，我太熟悉了。那时，造反派总是先把领导人引出来，公开亮相，然后再借群总的力量把2领导人搞臭。
上海市委对处理世界经济导报一事十分重视，江泽民同志深夜找钦本立谈话，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要求将这期鼓吹自由（后面的没有扫描）
4月23日
11时,铁映来电话,说北京各学校学生情绪激动.酝酿明天罢课.他希望紫阳主持听汇报.锡铭也给紫阳打电话,要他推迟访问.紫阳告铁映,已委托李鹏主持常委工作,你们向他汇报吧.
下 午一时半,我请乔石，启立，铁映等听汇报。锡铭，清华，北大，师大，人大和钢院的校长或书记也来了。学生不满集中到一点，即追悼会结束后，有三个学生跪在 大会堂东门外要李鹏总理出来接见，有人说，李鹏答应了，却迟迟不出来，因而激起群情激奋。治丧小组澄清事实，却没有任何人说过李鹏答应出来。
下午4时20分，去车站送紫阳。他说，不是简化礼宾吗，你来破格了。我说，破一次值得，不是说我们不团结吗，送送可现实团结。
晚8时半，去尚昆同志处，分析形势。他也认为形式在发生变化。他鼓励我去找小平。我要他同去，他同意。
晚上12 时，报来北京市政府发言人关于澄清谣言的问答，我发现一些文字和描述事实上的漏洞。我与李锡铭共同商量，问答不发了。发表澄清谣言的问答等于把矛盾引向中央，既然是利用谣言搞人身攻击，不必上圈套。
昨天晚上7时至今天凌晨，在长沙发生了打砸抢事件。不法分子在繁华闹市区捣毁了一批商店，大肆抢劫财物，维持秩序的民警被打伤，数辆汽车被掀翻或劫走，闹得乌烟瘴气。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闻所未闻的一次严重的打砸抢事件。学潮伴随着打砸抢事件，大有蔓延全国之势。
上 午11时，李铁映同志来电话告诉我，在学生中广为流传一则谣言，说追悼会期间李鹏总理拒绝接见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代表。三位学生代表拿着请愿书，跪在大会 堂东门外的阶梯上请求李鹏出来与学生见面，长达3小时之久，始终也不为李鹏理睬，因此学生情绪激动，酝酿明天罢课，以示抗议。由于我在追悼会后就离开大会 堂，对那里所发生的事并不知道。我请铁映同志把这件事经过查清楚，再商量对策。铁映说，他刚才也给赵紫阳打过电话，认为学潮正在升级，矛盾直指邓小平同 志，形势紧迫，希望赵紫阳同志组持召开常委会，听一次汇报，决定对策。但赵紫阳告他，已委托李鹏主持常委工作，他下午走，没有空，你们有事向李鹏汇报吧。 很明显，赵紫阳已经把这个“烂摊子”，推给我了，不知居心何在。我才到中央工作不久，自知能力有限，但我又是一名共产党员，在党和国家危难之时，也只好挑 起重担了。
李希明同志也来电话，他说他刚给赵紫阳打电话，说李鹏很难应付当前的混乱局面。在全国这样紧急的状态下，作为党的第一把手， 应推迟出国访问，但也遭到赵紫阳的拒绝。锡铭与我在电力系统共事多年，对我不能说不了解。我本一介书生，技术型干部，如何能应付如此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 我从内行李十分赞成惜命的建议，但他也说服不了赵紫阳。
下午1时半，锡铭把背景五所重点大学的校长，党委书记带来了，他们是清华，北 大，师大，人大和钢院的领导。我请乔石，胡启立，李铁映同志一起听汇报。他们反映学生的意见，集中到一点，就是李鹏总理为什么拒绝接见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代 表呈交请愿书？据汇报，请愿书共有七条要求，中心一条是要为耀邦平反。学生代表称，治丧办一位工作人员曾告诉学生，说李鹏总理已答应出来见学生，但等了几 个小时，李鹏也不出来，因而激起群情激奋。
经过核实，事情是这样的：乔石同志当时在人民大会堂主持治丧事宜，得知学生要递请愿书时，就指示治丧小组派工作人员出去接受学生的请愿书。在这个时候，我早已离开人民大会堂，回到中南海办公室了。治丧办的工作人员没有说过，也不可能说李鹏总理答应出来见学生。
在 会上，这件事已澄清了，我要求各校领导回去给学生做工作。几位学校领导认为他们回校可以对学生做工作，但由他们去讲缺乏说服力。因此，他们提出要在报上公 开发表一个消息澄清这一谣传。我同意由北京市政府发言人出面，发表一个谈话对这件事加以澄清。李锡铭讲，现在有点像“文革”开始的样子，市委和学校领导心 中都没有底，有人传说中央有黑手，想借学生闹事打倒谁，现在看，目标可能集中到李鹏总理身上。
汇报会结束后，我和乔石同志商量，以赵紫阳刚走时说的三条原则为内容，发一篇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并由中央向各地发一电报通知，提出处理当前学潮的三条原则，强调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做好学生工作，维持社会正常秩序，坚决制止一切打砸抢不法行为。
下午4时20 分，我到北京火车站去欢送赵紫阳出访。看来，他并不欢迎我的到来。他说，不是简化礼宾规格吗，你这一来就破格了。我说，破一次格也值得，现在社会上传闻多得很，不少人说中央内部不团结吗，今天我来送你，可以显示中央的团结。他听后也未知可否。
形 式在不断变化，紫阳一走，这副担子就落在我肩上。我对目前发生的事很警惕。 “文化大革命”中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田，学生不上课，整整乱了十年，人民吃尽了苦头，国家遭受灾难，不能让这种悲剧重演。但我对如何处理当前的混乱，也 苦于没有办法。在这时，尚昆同志建议我主动找小平同志请示，他也一同去。
晚上12时，锡铭同志报来北京市政府发言人关于澄清“总理据见 递交请愿书的学生代表”谣传的谈话稿。但是锡铭认为北京市政府发言人权威不够，要求由新华社发通稿。锡铭讲的有一定道理。因为追悼会是中央主持的，谣传学 生是向总理请愿，有北京市来做说明显然不合适。何况这篇谈话稿就事论事，也缺乏说服力，可能产生相反效果。我和锡铭商量，一致同意，此稿不发了。
晚上，我在批阅大批文件和简报的同时，不断接到公安，安全，教委负责人关于各地学生动态的电话，电报。处理完这些事，已过深夜12时。我静静地陷入沉思，不仅向自己提出两个令人费解的问题。
第 一个问题，赵紫阳说他最敬重邓小平同志，对邓的指示从来不折不扣加以执行，为什么在这次学潮中，却反其道而行之。就在3月4日，邓小平和赵紫阳谈话说： “我们搞四化，搞改革开放，关键是稳定”，“中国不能允许随便游行示威”，“如果天天游行，什么事也不要干了”，“中国不允许乱”。这是针对国际上一些社 会主义国家如波兰，匈牙利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搞政治多元化，出现社会动乱，以及在中国西藏拉萨发生民族分裂分子骚乱事件讲的。邓小平言犹在耳，但赵紫阳对 目前的学潮，事实上是抱以纵容的态度。
第二个问题，学生为什么非要向我递交请愿书，而不是向赵紫阳递交？学生请愿书的中心意思是要求重 新评价耀邦同志，为自由平反，这本来应向总书记提的有关党务方面的问题，耀邦在政府中并没有职务，为什么向政府总理提出。我判断，让学生向总理递交请愿 书，事前是有预谋的，他们把斗争的目标对准我，把我推到第一线。对 “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这一套惯用的手法，我太熟悉了。那时，造反派总是先把领导人引出来，公开亮相，然后再借群总的力量把2领导人搞臭。
上海市委对处理世界经济导报一事十分重视，江泽民同志深夜找钦本立谈话，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要求将这期鼓吹自由（后面的没有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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