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人怎样被洗脑
二、西藏问题的真相
三、怎样消除藏汉两族的仇恨
西藏问题，不仅是一个少数民族政策问题，也不仅仅是西藏是否独立的问题，它关系到以什么价值作为建立将来民主中国的根本原则。如果不把人的自由视为最高价值，中国人无法建立起一个真正民主自由的国家，也不会圆满解决民族冲突和领土争端。
一、中国人怎样被洗脑
为什么很多中国人谈到西藏问题时有这么强烈的民族情绪和大国沙文主义意识？主要是因为在共产党长期单一性的灌输中，人们对西藏的思维已和共产党的宣传机器转向了同一个轨道。在没有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中国大陆，政府统治着出版，即统治着对历史的解释。
这样的专制社会，历史真实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历史的解释是否符合官方的意识形态。连中共西藏问题权威牙含章都直言，他写书是“为了斗争的需要，”是 “组织上”安排他写。牙含章的表白，说出了中共建政后出版的所有关于西藏问题书籍的基本特征：历史事实要服从政府宣传。
即使近年大陆出版的西藏书籍，仍然延续着这种宣传企图。1993年5月，北京华侨出版社出版了三十多万字的《西藏风云纪实》，该书极力歌颂中共给藏人带来了“人间天堂”。例如，对一九五四年康藏、青藏公路的通车，该书夸张道：“整个世界都震惊了，整个人类都发生了某种意义上的倾斜，整个世界都把目光骤然投向古老世界的东方之巅。”[3]而对1959年中共所谓“平乱”，屠杀了八万多藏人的暴行，该书却称为“一个前所未有的人间天堂出现在西藏人的眼前。” “西藏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真是人间奇迹。”[4]
恐惧不同声音
中国人就是在这样单一的具有强烈宣传企图的书籍中，得到关于西藏的知识。而西方学者和流亡藏人学者对西藏的研究，只要不符合北京政府的观点，在中国出版都是极为困难的。唯一的例外是美国作家艾夫唐（John F. Avedon）的著作《雪域境外流亡记》，1988年3月由西藏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5]艾夫唐曾是美国《新闻周刊》的记者，他用了四年时间，在美国和印度采访了一百多名藏人，包括很多重要的历史事件见证人，以及达赖喇嘛本人，写成了三十万字的专著。该书受到广泛好评。《洛杉矶时报》称“艾夫唐详细叙述的真实故事令人目瞪口呆，他所传递的双重资讯——被中共镇压的西藏以及流亡在雪域之外的无畏的自由西藏——造就出近年来最具意义的报导文学。”《华盛顿邮报》评论这是“一本掷地有声的书，如果你有一颗关切这个时代的正在挣扎的灵魂，此书不可不读。”
据后来台湾慧炬出版社重印此书的说明，该书在拉萨被抢购一空，其内容成为大街小巷人们议论的话题，拉萨的几乎所有大学生都读了这本书，他们认为从此书得知了西藏的真实历史。但该书出版不久，就被当局强令停止发行，并收缴已售出的版本。中共当局在“紧急通知”中说，此书的公开发行是“工作中的失误”。[6]
如果中国政府出版的关于西藏的书籍是真实的，应该不恐惧不同声音的挑战。而中共当局封锁一切非官方观点的书籍，包括西方学术著作的翻译出版，只能说明中国政府对西藏问题的宣传是谎言，因为真实是不怕比较的。经过长达四十年的洗脑，中国人头脑里关于西藏的知识，全是政府灌输的观点。而中国人历史性的 “大一统”情结，又为接受这样的西藏观提供了土壤。
制度化的谎言
这种政府宣传在中国人的头脑中留下深深的烙印。例如我的一位朋友，是中共中央某部的干部，最近来纽约办事时顺便来看我。我将一本十四世达赖喇嘛谈人生的书《慈悲与个人》中译本送给了她。她惊讶地指著书的封面上的达赖喇嘛头像说，“他的微笑是多么真诚、慈爱！”她说以前从未见过达赖喇嘛的头像，听到的政府宣传都是“达赖分裂叛国”等等，她脑中能想像到的达赖喇嘛是一个凶狠的坏人形象。达赖喇嘛的这本书所阐述的爱、慈悲和承担人类责任的哲学使她读后非常感动。她回国时向我又要了一本《慈悲与个人》，带回北京送给她最好的朋友。
而我个人对西藏问题看法的转变也有着与她几近相同的经验。我大学毕业后在中国一直做新闻记者，但我头脑中的西藏知识全是官方灌输的，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西藏的真实。虽然对我来说西藏是一个遥远陌生的地方，但我从未怀疑过她是中国的一部份。来到美国后，阅读到一些西方学者和藏人的著作，才感到中共对西藏的看法是片面的，更有很多是不真实的。无论是对西藏的历史，还是现实，中国政府都像它在其他领域一样制造了很多谎言。
二、西藏问题的真相
三、怎样消除藏汉两族的仇恨
西藏问题，不仅是一个少数民族政策问题，也不仅仅是西藏是否独立的问题，它关系到以什么价值作为建立将来民主中国的根本原则。如果不把人的自由视为最高价值，中国人无法建立起一个真正民主自由的国家，也不会圆满解决民族冲突和领土争端。
一、中国人怎样被洗脑
为什么很多中国人谈到西藏问题时有这么强烈的民族情绪和大国沙文主义意识？主要是因为在共产党长期单一性的灌输中，人们对西藏的思维已和共产党的宣传机器转向了同一个轨道。在没有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中国大陆，政府统治着出版，即统治着对历史的解释。
这样的专制社会，历史真实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历史的解释是否符合官方的意识形态。连中共西藏问题权威牙含章都直言，他写书是“为了斗争的需要，”是 “组织上”安排他写。牙含章的表白，说出了中共建政后出版的所有关于西藏问题书籍的基本特征：历史事实要服从政府宣传。
即使近年大陆出版的西藏书籍，仍然延续着这种宣传企图。1993年5月，北京华侨出版社出版了三十多万字的《西藏风云纪实》，该书极力歌颂中共给藏人带来了“人间天堂”。例如，对一九五四年康藏、青藏公路的通车，该书夸张道：“整个世界都震惊了，整个人类都发生了某种意义上的倾斜，整个世界都把目光骤然投向古老世界的东方之巅。”[3]而对1959年中共所谓“平乱”，屠杀了八万多藏人的暴行，该书却称为“一个前所未有的人间天堂出现在西藏人的眼前。” “西藏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真是人间奇迹。”[4]
恐惧不同声音
中国人就是在这样单一的具有强烈宣传企图的书籍中，得到关于西藏的知识。而西方学者和流亡藏人学者对西藏的研究，只要不符合北京政府的观点，在中国出版都是极为困难的。唯一的例外是美国作家艾夫唐（John F. Avedon）的著作《雪域境外流亡记》，1988年3月由西藏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5]艾夫唐曾是美国《新闻周刊》的记者，他用了四年时间，在美国和印度采访了一百多名藏人，包括很多重要的历史事件见证人，以及达赖喇嘛本人，写成了三十万字的专著。该书受到广泛好评。《洛杉矶时报》称“艾夫唐详细叙述的真实故事令人目瞪口呆，他所传递的双重资讯——被中共镇压的西藏以及流亡在雪域之外的无畏的自由西藏——造就出近年来最具意义的报导文学。”《华盛顿邮报》评论这是“一本掷地有声的书，如果你有一颗关切这个时代的正在挣扎的灵魂，此书不可不读。”
据后来台湾慧炬出版社重印此书的说明，该书在拉萨被抢购一空，其内容成为大街小巷人们议论的话题，拉萨的几乎所有大学生都读了这本书，他们认为从此书得知了西藏的真实历史。但该书出版不久，就被当局强令停止发行，并收缴已售出的版本。中共当局在“紧急通知”中说，此书的公开发行是“工作中的失误”。[6]
如果中国政府出版的关于西藏的书籍是真实的，应该不恐惧不同声音的挑战。而中共当局封锁一切非官方观点的书籍，包括西方学术著作的翻译出版，只能说明中国政府对西藏问题的宣传是谎言，因为真实是不怕比较的。经过长达四十年的洗脑，中国人头脑里关于西藏的知识，全是政府灌输的观点。而中国人历史性的 “大一统”情结，又为接受这样的西藏观提供了土壤。
制度化的谎言
这种政府宣传在中国人的头脑中留下深深的烙印。例如我的一位朋友，是中共中央某部的干部，最近来纽约办事时顺便来看我。我将一本十四世达赖喇嘛谈人生的书《慈悲与个人》中译本送给了她。她惊讶地指著书的封面上的达赖喇嘛头像说，“他的微笑是多么真诚、慈爱！”她说以前从未见过达赖喇嘛的头像，听到的政府宣传都是“达赖分裂叛国”等等，她脑中能想像到的达赖喇嘛是一个凶狠的坏人形象。达赖喇嘛的这本书所阐述的爱、慈悲和承担人类责任的哲学使她读后非常感动。她回国时向我又要了一本《慈悲与个人》，带回北京送给她最好的朋友。
而我个人对西藏问题看法的转变也有着与她几近相同的经验。我大学毕业后在中国一直做新闻记者，但我头脑中的西藏知识全是官方灌输的，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西藏的真实。虽然对我来说西藏是一个遥远陌生的地方，但我从未怀疑过她是中国的一部份。来到美国后，阅读到一些西方学者和藏人的著作，才感到中共对西藏的看法是片面的，更有很多是不真实的。无论是对西藏的历史，还是现实，中国政府都像它在其他领域一样制造了很多谎言。
在美国生活的几年中，我了解到中共不仅在西藏问题上歪曲事实，在其他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上也是编织谎言。这里仅举几例：
中共向以“西安事变”做宣传，抨击国民党和蒋介石，炫耀共产党才是真心抗日。但我1991年在纽约访问到了“西安事变”的主角张学良，了解到历史并非中共宣传的那样。而张学良不想去大陆的主要原因是他不同意北京当局把他视为“西安事变”大功臣的看法，他视自己为“一个鲁莽从事的历史罪人”；[7]中共操纵的史籍和文学作品都宣扬共产党军队在抗日战争时期是主角。但海外的历史书籍记载的是，国民党的军队担负了百分之八十的主战场。
对于朝鲜战争，中共长期宣传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但我1992年在夏威夷的韩战阵亡美军墓地看到这场战争的详细示意图，标示的是北朝鲜军队率先使用武力攻占南朝鲜。后来从历史书籍中了解到，北朝鲜军队用武力统一南朝鲜的举动，受到世界多数国家谴责，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案，组成以美军为首，包括其他十几个国家的联合国部队，在朝鲜仁川登陆，制止了北朝鲜的侵略。但中国政府一向宣传是美国人要打中国，只字不提是联合国的部队，在执行联合国决议案。
中共政权对历史事件随意编织的事例不胜枚举，包括邓小平主导的“中越自卫反击战”，真相也不是当局向人们交代的那样。而中共党史书上记载的十几次所谓“路线斗争”，更没有客观真实可言。读一读海外研究中共党史的书籍，包括中共早期领导人张国焘写的回忆录，都可以了解到中共是怎样玩弄历史于股掌。
洗掉“共产软件”
因此我总是对刚刚从国内出来的朋友讲，要警惕自己头脑中被中共灌输的“知识”。要视自己的大脑如同一台电脑，有意识地将中共输入的宣传“软件”一件一件地洗掉，然后重新输入新的软件，输入真实。但遗憾的是，许多中国人对这项必须做的事没有给予十分重视。有的人以为来到了西方，就自然知道了真实，其实人的头脑与电脑一样，如果不是有意识地进行清洗和再输入的程式，一台电脑即使从中国搬到美国，放了多少年，那里面的“共产软件”也不会自动发生变化。
这种“共产软件”的可怕性可以从徐明旭近来发表的几篇谈西藏的文章中看出。徐明旭已旅居美国多年，但他的文章仍充满共产党的逻辑。例如他在“藏独是民主中国的末日”一文中，不仅重复中共“西藏人权白皮书”中的观点，为中共杀害一百多万藏人辩护，还用武断的中共口吻说：“任何去过西藏的人都会发现，如今藏人已享有充分的宗教自由。”这不是与中共宣传部一样在睁着眼睛说瞎话吗？！从中共占领西藏至今，藏人什么时候享受过“充分的宗教自由”？在中国人的宗教自由被普遍剥夺和侵犯的情况下，共产党怎么会单单给藏人“充分的宗教自由”？这不仅经不起调查，都不符合一般的逻辑常识。而且说“任何去过西藏的人都会发现，”更是毫不负责任的信口胡言。至少我读过的一些西方学者去过西藏后写的文章，就明确指出藏人的宗教自由被严重侵犯。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的研究员、汉学家司马晋（James D. Seymour）不久前去过西藏，他最近写的关于西藏的文章，仍然指出藏人的宗教自由怎样被侵犯。而且徐明旭的文章是自相矛盾的。他在说“藏人已享有充分的宗教自由”之前，又说“毫无疑问，目前藏人也与汉人一样没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在这个世界上，会有这么一个地方，人们没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却“享受着充分的宗教自由”吗？这符合逻辑常识吗？而且在这篇文章中，徐明旭还荒唐地把中共一九八九年春天在拉萨对藏人的武力镇压（据当时在场的原《北京青年报》记者唐达献后来写的报导，有四百多藏人被屠杀）等同于美国警方一九九二年春天在洛杉矶制止“黑人骚乱”，认为两者都是必须的。这种毫无正义和是非原则的混帐逻辑只有满脑袋“共产软件”的人才想得出来！
以徐明旭为代表的这种“大中国至上”的沙文主义情绪，和为中共专制政权辩护的愚昧，根本原因是中共长期宣传洗脑而输入的“共产软件”还在顽固地继续运转着。对这些人来说，与其绞尽脑汁在“谎言的软件”里挣扎，不如换几块清新、真实的软盘。在真实资讯可以自由流通的世界，死驮着谎言是很累的。
二、西藏的真相
对于西藏的真相，中共最为强调的是，西藏从元朝时就和中国在一块版图内。但今人以当年蒙古帝国对西藏和中国的同时兼并与统治，作为中国从此就对西藏拥有主权的依据，逻辑上是不通的。退一步讲，即使当年被成吉思汗兼并后的版图被认为是今天这块土地应该统一的理由，这个理由也应由成吉思汗的子孙蒙古人提出，而不应是当时同样被兼并的中国人提出。再退一步讲，如果今天的中国人认为西藏曾是蒙古帝国建立的元朝的一部份，西藏就是中国领土的法理根据，那么中国人就应该对当时蒙古帝国辖下的越南、朝鲜和俄罗斯的大片土地都相应地提出主权要求，单独提出西藏也是逻辑不通的。
中共向以“西安事变”做宣传，抨击国民党和蒋介石，炫耀共产党才是真心抗日。但我1991年在纽约访问到了“西安事变”的主角张学良，了解到历史并非中共宣传的那样。而张学良不想去大陆的主要原因是他不同意北京当局把他视为“西安事变”大功臣的看法，他视自己为“一个鲁莽从事的历史罪人”；[7]中共操纵的史籍和文学作品都宣扬共产党军队在抗日战争时期是主角。但海外的历史书籍记载的是，国民党的军队担负了百分之八十的主战场。
对于朝鲜战争，中共长期宣传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但我1992年在夏威夷的韩战阵亡美军墓地看到这场战争的详细示意图，标示的是北朝鲜军队率先使用武力攻占南朝鲜。后来从历史书籍中了解到，北朝鲜军队用武力统一南朝鲜的举动，受到世界多数国家谴责，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案，组成以美军为首，包括其他十几个国家的联合国部队，在朝鲜仁川登陆，制止了北朝鲜的侵略。但中国政府一向宣传是美国人要打中国，只字不提是联合国的部队，在执行联合国决议案。
中共政权对历史事件随意编织的事例不胜枚举，包括邓小平主导的“中越自卫反击战”，真相也不是当局向人们交代的那样。而中共党史书上记载的十几次所谓“路线斗争”，更没有客观真实可言。读一读海外研究中共党史的书籍，包括中共早期领导人张国焘写的回忆录，都可以了解到中共是怎样玩弄历史于股掌。
洗掉“共产软件”
因此我总是对刚刚从国内出来的朋友讲，要警惕自己头脑中被中共灌输的“知识”。要视自己的大脑如同一台电脑，有意识地将中共输入的宣传“软件”一件一件地洗掉，然后重新输入新的软件，输入真实。但遗憾的是，许多中国人对这项必须做的事没有给予十分重视。有的人以为来到了西方，就自然知道了真实，其实人的头脑与电脑一样，如果不是有意识地进行清洗和再输入的程式，一台电脑即使从中国搬到美国，放了多少年，那里面的“共产软件”也不会自动发生变化。
这种“共产软件”的可怕性可以从徐明旭近来发表的几篇谈西藏的文章中看出。徐明旭已旅居美国多年，但他的文章仍充满共产党的逻辑。例如他在“藏独是民主中国的末日”一文中，不仅重复中共“西藏人权白皮书”中的观点，为中共杀害一百多万藏人辩护，还用武断的中共口吻说：“任何去过西藏的人都会发现，如今藏人已享有充分的宗教自由。”这不是与中共宣传部一样在睁着眼睛说瞎话吗？！从中共占领西藏至今，藏人什么时候享受过“充分的宗教自由”？在中国人的宗教自由被普遍剥夺和侵犯的情况下，共产党怎么会单单给藏人“充分的宗教自由”？这不仅经不起调查，都不符合一般的逻辑常识。而且说“任何去过西藏的人都会发现，”更是毫不负责任的信口胡言。至少我读过的一些西方学者去过西藏后写的文章，就明确指出藏人的宗教自由被严重侵犯。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的研究员、汉学家司马晋（James D. Seymour）不久前去过西藏，他最近写的关于西藏的文章，仍然指出藏人的宗教自由怎样被侵犯。而且徐明旭的文章是自相矛盾的。他在说“藏人已享有充分的宗教自由”之前，又说“毫无疑问，目前藏人也与汉人一样没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在这个世界上，会有这么一个地方，人们没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却“享受着充分的宗教自由”吗？这符合逻辑常识吗？而且在这篇文章中，徐明旭还荒唐地把中共一九八九年春天在拉萨对藏人的武力镇压（据当时在场的原《北京青年报》记者唐达献后来写的报导，有四百多藏人被屠杀）等同于美国警方一九九二年春天在洛杉矶制止“黑人骚乱”，认为两者都是必须的。这种毫无正义和是非原则的混帐逻辑只有满脑袋“共产软件”的人才想得出来！
以徐明旭为代表的这种“大中国至上”的沙文主义情绪，和为中共专制政权辩护的愚昧，根本原因是中共长期宣传洗脑而输入的“共产软件”还在顽固地继续运转着。对这些人来说，与其绞尽脑汁在“谎言的软件”里挣扎，不如换几块清新、真实的软盘。在真实资讯可以自由流通的世界，死驮着谎言是很累的。
二、西藏的真相
对于西藏的真相，中共最为强调的是，西藏从元朝时就和中国在一块版图内。但今人以当年蒙古帝国对西藏和中国的同时兼并与统治，作为中国从此就对西藏拥有主权的依据，逻辑上是不通的。退一步讲，即使当年被成吉思汗兼并后的版图被认为是今天这块土地应该统一的理由，这个理由也应由成吉思汗的子孙蒙古人提出，而不应是当时同样被兼并的中国人提出。再退一步讲，如果今天的中国人认为西藏曾是蒙古帝国建立的元朝的一部份，西藏就是中国领土的法理根据，那么中国人就应该对当时蒙古帝国辖下的越南、朝鲜和俄罗斯的大片土地都相应地提出主权要求，单独提出西藏也是逻辑不通的。
在1992年9月发表的“西藏人权白皮书”中，中共引证了清朝时期西藏与中原密切往来的很多历史资料来证明西藏是中国的领土。这些史料确实是有所记载的。但西藏流亡政府1993年出版的《西藏的真相》一书，也引证了大量历史资料证明西藏一直是独立的。这些资料在史书上也是存在的。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西藏的特殊历史地位。西藏与清朝的关系实际上一直是一种“和藩”的关系：即名义上西藏归属中国管辖，实际上藏人独立管理自己的一切内部事务。这种情形或叫 “高度自治”，或叫“事实独立”。在清王朝的260多年间，基本都是这样的和平关系。
从辛亥革命到1950年中共占领西藏这近四十年间，西藏“事实独立”的特征更为明显。清朝末年清军曾一度攻占了拉萨，但两年后被击败驱除。十三世达赖喇嘛于1913年初宣布西藏为独立的国家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虽然两次派特使去西藏规劝，但并没有采用武力解决西藏问题。[8]因此连本文前面提到的北京出版的《西藏风云纪实》一书，也承认“从一九一一年起，西藏开始享有了事实上的独立和国际承认。”[9]即使毛泽东当年也没有视西藏为中国的一个行省。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述了红军长征时藏人给予食物和给他们借宿的帮助，毛泽东在接受斯诺访问时对此感激地说：“这是我们对外国的唯一欠债。”[10] 据中国法学学者于浩成的研究，毛泽东在1945年春所做的《论联合政府》报告中，认为西藏应实行“民族自决”。但后来的《论联合政府》文本将这段话删掉了。在香港仍可看到《论联合政府》的原始文本，上面有这样的话。[11]
为什么中共建政前的历代中国统治者都没有采用武力占领的方式直接统治西藏呢？可能他们都做过这样的权衡：汉人不习惯于西藏的高原气候，也不习惯于那里成为日常生活的宗教氛围，而且西藏是一块不毛之地，直接军事统治需要大量的人力和财力。用“册封”的方式，取得名义上的管辖，显然更为合算。即使康熙年间，清王朝处于鼎盛阶段，康熙大帝也没有像后来毛泽东那样用军事占领方式，直接统治西藏。
同时西藏作为宗教社会，也没有谋求成为一个典型的独立国家。因为西藏众多男子是僧侣，佛教主张不杀生，在这样的宗教文化背景下建立一个独立国家所需要的庞大军队是困难的；而且西藏的高原内陆地理条件使那里的经济发展迟缓，物质缺乏。他们也需要中国提供的军事保护和物质援助。既然中国人不到他们的土地上直接管辖西藏内部事务，又提供保护和援助，那么对保持这种“和藩”关系，藏人也认为是可行的。所以也没有强烈感觉到有宣称独立的必要。
应该说，中国的历代统治者中最傻瓜、最狂妄的是中共政权。它打破了历代中国政府与西藏的这种互相得益的关系，以军事占领方式，对西藏进行直接统治，还强行社会主义改造。结果不仅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还制造了深深的种族仇恨。今天西藏问题愈演愈烈，已经说明中共这种直接统治的失败。而中共的强权镇压，更唤出和加强了西藏人民要求独立的声音。
刺刀下的“十七条协议”
当然，中共认为它的占领是合法的，根据是西藏代表于1950年签署了同意解放军和平进藏的“十七条协议”。但稍有这段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在大军压境下藏人被迫做的选择。当时中共军队数量达到520万，比西藏的全部人口还多。藏人无论如何是打不过中共的。而且四万解放军已渡过金沙江，攻占了康区首府昌都。西藏政府不得以派出代表到北京谈判，谋求和平。“十七条协议”是北京方面草拟的，胁迫西藏代表签字后，加盖的西藏代表印章是北京方面刻制的。[12] 而远在拉萨的达赖喇嘛等通过北京电台发布的新闻才得知条款内容。[13]它起码说明“十七条”并不是双方充分协商的结果。
但后来西藏政府接受了“十七条协议”，因在大军威逼下除此没有别的选择。“十七条”主要条款是：解放军和平进藏；西藏为中国的一部份；西藏实行民族自治；现有的政治制度不变；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地位与职权不变；实行宗教自由政策；西藏的改革由西藏地方政府自动进行，中央不加强迫。[14]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中共对藏人的许诺一条也没有遵守。这就是为什么1959年西藏爆发了全民抗暴起义。该起义迅速被中共镇压。据中共档说，八万多藏人被“消灭”。近十万藏民随达赖喇嘛越过喜马拉雅山，逃亡到印度。
从辛亥革命到1950年中共占领西藏这近四十年间，西藏“事实独立”的特征更为明显。清朝末年清军曾一度攻占了拉萨，但两年后被击败驱除。十三世达赖喇嘛于1913年初宣布西藏为独立的国家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虽然两次派特使去西藏规劝，但并没有采用武力解决西藏问题。[8]因此连本文前面提到的北京出版的《西藏风云纪实》一书，也承认“从一九一一年起，西藏开始享有了事实上的独立和国际承认。”[9]即使毛泽东当年也没有视西藏为中国的一个行省。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述了红军长征时藏人给予食物和给他们借宿的帮助，毛泽东在接受斯诺访问时对此感激地说：“这是我们对外国的唯一欠债。”[10] 据中国法学学者于浩成的研究，毛泽东在1945年春所做的《论联合政府》报告中，认为西藏应实行“民族自决”。但后来的《论联合政府》文本将这段话删掉了。在香港仍可看到《论联合政府》的原始文本，上面有这样的话。[11]
为什么中共建政前的历代中国统治者都没有采用武力占领的方式直接统治西藏呢？可能他们都做过这样的权衡：汉人不习惯于西藏的高原气候，也不习惯于那里成为日常生活的宗教氛围，而且西藏是一块不毛之地，直接军事统治需要大量的人力和财力。用“册封”的方式，取得名义上的管辖，显然更为合算。即使康熙年间，清王朝处于鼎盛阶段，康熙大帝也没有像后来毛泽东那样用军事占领方式，直接统治西藏。
同时西藏作为宗教社会，也没有谋求成为一个典型的独立国家。因为西藏众多男子是僧侣，佛教主张不杀生，在这样的宗教文化背景下建立一个独立国家所需要的庞大军队是困难的；而且西藏的高原内陆地理条件使那里的经济发展迟缓，物质缺乏。他们也需要中国提供的军事保护和物质援助。既然中国人不到他们的土地上直接管辖西藏内部事务，又提供保护和援助，那么对保持这种“和藩”关系，藏人也认为是可行的。所以也没有强烈感觉到有宣称独立的必要。
应该说，中国的历代统治者中最傻瓜、最狂妄的是中共政权。它打破了历代中国政府与西藏的这种互相得益的关系，以军事占领方式，对西藏进行直接统治，还强行社会主义改造。结果不仅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还制造了深深的种族仇恨。今天西藏问题愈演愈烈，已经说明中共这种直接统治的失败。而中共的强权镇压，更唤出和加强了西藏人民要求独立的声音。
刺刀下的“十七条协议”
当然，中共认为它的占领是合法的，根据是西藏代表于1950年签署了同意解放军和平进藏的“十七条协议”。但稍有这段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在大军压境下藏人被迫做的选择。当时中共军队数量达到520万，比西藏的全部人口还多。藏人无论如何是打不过中共的。而且四万解放军已渡过金沙江，攻占了康区首府昌都。西藏政府不得以派出代表到北京谈判，谋求和平。“十七条协议”是北京方面草拟的，胁迫西藏代表签字后，加盖的西藏代表印章是北京方面刻制的。[12] 而远在拉萨的达赖喇嘛等通过北京电台发布的新闻才得知条款内容。[13]它起码说明“十七条”并不是双方充分协商的结果。
但后来西藏政府接受了“十七条协议”，因在大军威逼下除此没有别的选择。“十七条”主要条款是：解放军和平进藏；西藏为中国的一部份；西藏实行民族自治；现有的政治制度不变；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地位与职权不变；实行宗教自由政策；西藏的改革由西藏地方政府自动进行，中央不加强迫。[14]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中共对藏人的许诺一条也没有遵守。这就是为什么1959年西藏爆发了全民抗暴起义。该起义迅速被中共镇压。据中共档说，八万多藏人被“消灭”。近十万藏民随达赖喇嘛越过喜马拉雅山，逃亡到印度。
但中共“西藏人权白皮书”却说共产党给西藏带来“繁荣和进步”。说西藏“人民行使管理国家和地方事务的权利，”“当家作主人”。共十二章的“白皮书”中多至八章是介绍西藏被“解放”之后的巨大变化，八章中引述的炫耀共产党功绩的统计数字多达269处。[15]全部数字力图说明北京政府给了西藏巨大经济援助，使西藏变为了“人间天堂”。且不说这些数字在一个没有言论自由和新闻监督的国家是否可信，即使数字是准确的，经济援助再大，也不能证明中共用武力恫吓的方式强迫藏人签署协议，然后军事占领西藏的合法性。因为一切“条约”的法律依据都是“签约各方必须自主、自愿。”而“十七条协议”是威逼下的产物。这就如同中国大陆人熟悉的“白毛女”的故事一样，恶霸地主黄世仁强抢喜儿成婚，按照黄世仁的逻辑，也是合法的，因为喜儿的父亲杨白劳在“同意书”上按了手印。但这纸“协议书”是杨白劳在威逼下被迫签署的。当然，黄世仁可以辩解说，他后来向喜儿一家提供了很多物质援助，补修了她家的漏风墙，送了很多粮食，还给喜儿买了几吨“红头绳儿”，喜儿自从到了他的手里，经济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可谓“没有黄世仁，就没有新喜儿。”但这一切经济援助和补偿能证明喜儿被强娶到黄家的合法性吗？不能！因为这场婚姻合法性的根本依据是喜儿的自由意愿！只要喜儿不是发自内心自愿选择的，这场婚姻就没有法理根据。当然，使用强权和武力，黄世仁可以把喜二抢到家里强暴，但他无法征服喜儿那时刻准备反抗的心。这就是为什么喜儿宁肯逃到深山吃野果当“白毛女”，也不忍受强权下的富裕。对自由的追求是人存在的规定性。在强权暴政之下，人是会低头。但内心深处那颗渴望自由的灵魂是永远不会屈服的，它会找任何机会向强权挑战。这就是为什么在邓小平的统治下，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比毛泽东时代已有很大提高，仍然发生了八九民主运动。
从另一个角度说，正如中共无法证实“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一样，中国政府也无法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今天西藏这一切”。与共产党的说辞正相反，显见的事实是，在香港和台湾，没有共产党的领导，那里反而更繁荣，更民主。即使在蒙古共和国，结束了共党统治，外蒙古的人民比中共统治下的“内蒙古人”活得更开心。在印度的“西藏流亡社区”，没有共产党的领导，那里的藏人活得丰衣足食，还有自由。这就是为什么至今还有大量藏人翻越喜马拉雅山，逃离西藏。据西藏流亡政府的统计，自1979至1992年间，仅逃到印度的藏族青少年就达四千多人。[16]
三、怎样消除藏汉两族的仇恨
面对西藏的这些事实，主张“大一统”的中国人，包括相当一些民运人士会辩解说，他们并不是为中共辩护，因为他们也是中共专制统治的受害者。尤其是持沙文主义观点的徐明旭先生，多次在文章中提到他“曾因发表小说暴露中共腐败而被流放到西藏多年，”也是受害者。但是，一个人受过迫害，是不是就一定比他们的迫害者正确？对共产文化有精细观察的捷克作家昆德拉对此做过研究。他在小说《为了告别的聚会》中借主人翁的口说：“我要告诉你我一生最悲哀的发现：那些受害者并不比他们的迫害者更好。我很容易想像他们的角色调换一下的样子。”[17]从中国的现实也可以看到这一点。邓小平当年受过毛泽东的三度迫害，但他主导的 “六四屠杀”，显示他并不比毛泽东更有人性。一个人正确与否并不取决于他是受害者还是迫害者，而是两者的价值观念是否不同。从徐明旭的文章中可以看出，尽管他受过中共的迫害，但他的价值观与共产党是一样的，那就是视国家、群体、边界等价值高于人的自由，为了国家利益，可以剥夺个人自由，摧残个体。而全世界所有共产党的最根本的错误就在于，强调国家群体价值，而剥夺个人选择自由的权利。结果是不仅个人自由丧尽，国家也没有强大。而西方文明所以能够战胜共产主义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视人的自由为最高原则。
从另一个角度说，正如中共无法证实“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一样，中国政府也无法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今天西藏这一切”。与共产党的说辞正相反，显见的事实是，在香港和台湾，没有共产党的领导，那里反而更繁荣，更民主。即使在蒙古共和国，结束了共党统治，外蒙古的人民比中共统治下的“内蒙古人”活得更开心。在印度的“西藏流亡社区”，没有共产党的领导，那里的藏人活得丰衣足食，还有自由。这就是为什么至今还有大量藏人翻越喜马拉雅山，逃离西藏。据西藏流亡政府的统计，自1979至1992年间，仅逃到印度的藏族青少年就达四千多人。[16]
三、怎样消除藏汉两族的仇恨
面对西藏的这些事实，主张“大一统”的中国人，包括相当一些民运人士会辩解说，他们并不是为中共辩护，因为他们也是中共专制统治的受害者。尤其是持沙文主义观点的徐明旭先生，多次在文章中提到他“曾因发表小说暴露中共腐败而被流放到西藏多年，”也是受害者。但是，一个人受过迫害，是不是就一定比他们的迫害者正确？对共产文化有精细观察的捷克作家昆德拉对此做过研究。他在小说《为了告别的聚会》中借主人翁的口说：“我要告诉你我一生最悲哀的发现：那些受害者并不比他们的迫害者更好。我很容易想像他们的角色调换一下的样子。”[17]从中国的现实也可以看到这一点。邓小平当年受过毛泽东的三度迫害，但他主导的 “六四屠杀”，显示他并不比毛泽东更有人性。一个人正确与否并不取决于他是受害者还是迫害者，而是两者的价值观念是否不同。从徐明旭的文章中可以看出，尽管他受过中共的迫害，但他的价值观与共产党是一样的，那就是视国家、群体、边界等价值高于人的自由，为了国家利益，可以剥夺个人自由，摧残个体。而全世界所有共产党的最根本的错误就在于，强调国家群体价值，而剥夺个人选择自由的权利。结果是不仅个人自由丧尽，国家也没有强大。而西方文明所以能够战胜共产主义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视人的自由为最高原则。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今年三月，我在纽约参加了藏人庆祝新年的晚会。在那个约有三百名藏人聚集（纽约总共只有350多名藏人）的新年之夜，他们身着藏族传统服装，在雪山狮子旗（西藏国旗）下用藏文祈祷，唱西藏国歌；他们在传统的藏族音乐中跳着豪放的藏族舞；他们饮着米酒倾诉着中国政府对他们的迫害，表达他们一定要争回自己家园的坚定信念。看着他们那众志成城的神态，听着他们男女老少手挽手狂舞时“海哟！海哟！”的呼声，我强烈地感觉到，这是一个无法征服的民族。不管是现在的中共政权，还是将来任何形式的中国政府，都无法用武力征服这个民族的心。
当晚我曾和十几个藏人交谈。由于多年受中共迫害和汉人的种族歧视，他们谈起中国人，充满愤怒。年轻一代藏人，这种情绪更为严重。流亡在印度的青年藏人，要求武装反抗中国人的呼声日益强烈。达赖喇嘛不得不几次公开表示，如果藏人要采用暴力方式，他将辞去在西藏流亡政府的职务。每年三月十日，是藏人纪念 1959年反抗中共的抗暴纪念日。今年，在印度达兰萨拉的许多激进的年轻藏人要举办步行到拉萨的大游行，不顾被中共边防军射杀的危险。在达赖喇嘛的劝导下，最后才改为徒步游行到新德里。一位年轻的藏人对我说，“如果没有什么原因，我们藏人凭什么无缘无故地恨中国人？我们遇到的中国人绝大部份都支持中国政府对西藏的占领，在这种情况下，让我们怎么把中共政权与中国人区分开？”他的话使我想到毛泽东那句名言：“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作为中国人，我们是否应该认真思考一下，藏人为什么这么恨中国人？如果不是中共政府和中国人对西藏人民欺辱太甚，他们能产生这样深深的怨恨吗？我们谁有过毫无理由地恨一个人或一群人的经验？那些徐明旭们那么热衷而顽固地为中共已经十分强大的宣传增加分贝，怎么让藏人把中共政权和中国人分开？不管徐明旭们怎么强调“大一统情结已经成为大多数汉人的集体无意识，”错误都不能由于大多数人都错它就变成了正确。如果徐明旭的“大多数”是有根据的话，那就更证明大多数中国人对今天西藏人民的悲惨处境是负有责任的。在一个资讯能够自由流通的中国，我坚信，绝大多数中国人会尊重西藏人民的选择权利，因为中国人民的心与西藏人民的心是一样的，他们最终的呼唤都是自由！
今天，任何人都看到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即将结束。未来民主中国的领导人是否能够解决西藏问题，消除藏人对中国人的怨恨，关键是看这些领导人有没有现代文明意识——那就是尊重民族自决，尊重藏人自由选择的权利，将人的自由视为处理一切争端和矛盾的最高原则。而在这一进程中，非常关键的因素是中国能否产生一大批崇尚自由主义的知识份子，他们能够对徐明旭似的心存“大一统”情结、歧视少数民族的愚昧民众进行启蒙教育。如果中国民主运动的领导人和知识份子一面主张民主自由，一面坚持对藏人权利和自由的剥夺，那就是对自由的亵渎，他们追求的也绝不会是真正的自由和民主。正如藏人旦真洛布在接受我采访时说的，“当我与天安们的学生领袖们谈起六四屠杀时，我们一起谴责北京政权，但当我提起西藏问题时，他们马上又附和起中国政府。他们这是争取的哪一门子的民主自由……”
注释:
1、徐明旭:“藏独是民主中国的末日”，纽约《北京之春》月刊，一九九五年三月号
2、读者投书，《北京之春》月刊，一九九五年四月号，第一零四页
3、4、《西藏风云纪实》，华侨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三月（北京）
5、《雪域境外流亡记》，（美）约翰·F·艾夫唐着，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拉萨）
6、台湾重印此书的说明
7、曹长青：“张学良纽约忆往”， 美国《世界日报》“世界周刊”，一九九一年七月十七日
8、孔庆宗：“黄慕松入藏纪实”，载《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西藏自治区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一九八五年，北京。
9、同3
10、埃德华·斯诺：《西行漫记》，英文版（New York，Grove，1961）第九十六页
11、于浩成先生与笔者的谈话，一九九五年二月十七日于纽约
12、13、《西藏的真相》，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1993年编辑出版（印度，达兰萨拉）
14、“西藏的主权归属与人权状况”，一九九二年九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见香港《大公报》，一九九二年九月二十四日，第八版
15、对中共“西藏白皮书”中二百六十九处统计数字的说明
16、同12
17、米兰·昆德拉：《为了告别的宴会》，英文版（New York，Penguin，1977），第七十页
（原载纽约《北京之春》月刊一九九五年六月号）
1995-06-01
今年三月，我在纽约参加了藏人庆祝新年的晚会。在那个约有三百名藏人聚集（纽约总共只有350多名藏人）的新年之夜，他们身着藏族传统服装，在雪山狮子旗（西藏国旗）下用藏文祈祷，唱西藏国歌；他们在传统的藏族音乐中跳着豪放的藏族舞；他们饮着米酒倾诉着中国政府对他们的迫害，表达他们一定要争回自己家园的坚定信念。看着他们那众志成城的神态，听着他们男女老少手挽手狂舞时“海哟！海哟！”的呼声，我强烈地感觉到，这是一个无法征服的民族。不管是现在的中共政权，还是将来任何形式的中国政府，都无法用武力征服这个民族的心。
当晚我曾和十几个藏人交谈。由于多年受中共迫害和汉人的种族歧视，他们谈起中国人，充满愤怒。年轻一代藏人，这种情绪更为严重。流亡在印度的青年藏人，要求武装反抗中国人的呼声日益强烈。达赖喇嘛不得不几次公开表示，如果藏人要采用暴力方式，他将辞去在西藏流亡政府的职务。每年三月十日，是藏人纪念 1959年反抗中共的抗暴纪念日。今年，在印度达兰萨拉的许多激进的年轻藏人要举办步行到拉萨的大游行，不顾被中共边防军射杀的危险。在达赖喇嘛的劝导下，最后才改为徒步游行到新德里。一位年轻的藏人对我说，“如果没有什么原因，我们藏人凭什么无缘无故地恨中国人？我们遇到的中国人绝大部份都支持中国政府对西藏的占领，在这种情况下，让我们怎么把中共政权与中国人区分开？”他的话使我想到毛泽东那句名言：“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作为中国人，我们是否应该认真思考一下，藏人为什么这么恨中国人？如果不是中共政府和中国人对西藏人民欺辱太甚，他们能产生这样深深的怨恨吗？我们谁有过毫无理由地恨一个人或一群人的经验？那些徐明旭们那么热衷而顽固地为中共已经十分强大的宣传增加分贝，怎么让藏人把中共政权和中国人分开？不管徐明旭们怎么强调“大一统情结已经成为大多数汉人的集体无意识，”错误都不能由于大多数人都错它就变成了正确。如果徐明旭的“大多数”是有根据的话，那就更证明大多数中国人对今天西藏人民的悲惨处境是负有责任的。在一个资讯能够自由流通的中国，我坚信，绝大多数中国人会尊重西藏人民的选择权利，因为中国人民的心与西藏人民的心是一样的，他们最终的呼唤都是自由！
今天，任何人都看到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即将结束。未来民主中国的领导人是否能够解决西藏问题，消除藏人对中国人的怨恨，关键是看这些领导人有没有现代文明意识——那就是尊重民族自决，尊重藏人自由选择的权利，将人的自由视为处理一切争端和矛盾的最高原则。而在这一进程中，非常关键的因素是中国能否产生一大批崇尚自由主义的知识份子，他们能够对徐明旭似的心存“大一统”情结、歧视少数民族的愚昧民众进行启蒙教育。如果中国民主运动的领导人和知识份子一面主张民主自由，一面坚持对藏人权利和自由的剥夺，那就是对自由的亵渎，他们追求的也绝不会是真正的自由和民主。正如藏人旦真洛布在接受我采访时说的，“当我与天安们的学生领袖们谈起六四屠杀时，我们一起谴责北京政权，但当我提起西藏问题时，他们马上又附和起中国政府。他们这是争取的哪一门子的民主自由……”
注释:
1、徐明旭:“藏独是民主中国的末日”，纽约《北京之春》月刊，一九九五年三月号
2、读者投书，《北京之春》月刊，一九九五年四月号，第一零四页
3、4、《西藏风云纪实》，华侨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三月（北京）
5、《雪域境外流亡记》，（美）约翰·F·艾夫唐着，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拉萨）
6、台湾重印此书的说明
7、曹长青：“张学良纽约忆往”， 美国《世界日报》“世界周刊”，一九九一年七月十七日
8、孔庆宗：“黄慕松入藏纪实”，载《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西藏自治区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一九八五年，北京。
9、同3
10、埃德华·斯诺：《西行漫记》，英文版（New York，Grove，1961）第九十六页
11、于浩成先生与笔者的谈话，一九九五年二月十七日于纽约
12、13、《西藏的真相》，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1993年编辑出版（印度，达兰萨拉）
14、“西藏的主权归属与人权状况”，一九九二年九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见香港《大公报》，一九九二年九月二十四日，第八版
15、对中共“西藏白皮书”中二百六十九处统计数字的说明
16、同12
17、米兰·昆德拉：《为了告别的宴会》，英文版（New York，Penguin，1977），第七十页
（原载纽约《北京之春》月刊一九九五年六月号）
1995-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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